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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20日 07:30:46

为一只宠物，耗时数月、耗费心力维权，在不少人看来，依然难以理解。

编者按

当我们谈论Z世代，脑海中常浮现许多标签：“网生代”“数字原住民”“斜杠青年”……这些词汇虽试图概括，却也无形中构筑起理解的围墙。

与反复探讨他们的矛盾与困境不同，我们更想看见的是，这一代人，如何在不确定中安顿自我，在庞杂的信息中构建属于自己的节奏。

不是这一代人定义了时代，而是他们拒绝被简单定义，从而创造了更丰富的时代。

原点栏目今开启《不被定义的Z世代》系列报道。我们试图抛开那些关于年轻群体的笼统叙事，进入一片更开阔、更细腻的地带。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鲜活的选择和一个个正在解题的、具体的人。

感染了犬细小病毒的小狗被送往宠物医院救治，最终恶化死亡。宠物主人认为医院救治不当，发起了诉讼。为了厘清责任，宠物主人申请司法鉴定。

为小狗申诉权益的代理律师邓凯记得，对方代理律师在司法鉴定听证会上直言，“为了一条狗弄成这样至于吗？”

从业27年的邓凯察觉到，近一年多来，年轻人的宠物维权咨询愈发频繁。他们大多是Z世代，带着互联网原住民的特质，不接受“宠物只是财产”的传统定义，更敢为情感价值较真。

这一变化背后，是养宠群体的代际更迭与观念转变。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宠物猫狗数量已经突破1.24亿只，90后和00后占到宠物消费市场67.7%。

当Z世代逐渐成为养宠主力，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千亿级的消费市场，更是一套全新的情感伦理与关系定义。这亟待法律与社会共识回应。

养宠人数增长，人和宠物的关系越来越近，宠物买卖、医疗、寄养等产业链不断延伸，宠物有关纠纷的数量逐年上升，也让“宠物律师”这一群体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他们多是年轻的Z世代养宠人，一边用专业为宠物主维权，一边推动行业合规。

在为宠物据理力争时，这些年轻人们一遍遍重申宠物在主人生命中的不可或缺。他们对陈旧的系统、模糊的规则感到不适，也不满足于个案的解决，试图用自身行动去填补空白，甚至改写规则。

维权

蛋蛋被咬伤那天，是一个普通的周六下午。小狗做完美容，汤圆和男友牵着它在小区里散步，与一位牵着柴犬的老人对向经过，中间保持了一米距离。

没有警告、没有低吼，柴犬突然冲上来。虽然牵着绳，对面老人的力量还是无法拉住。柴犬用力咬住了蛋蛋头部正中间，汤圆尖叫着，看着小狗昏迷过去。

赶到宠物医院检查后，汤圆得知，短短的几秒钟，蛋蛋被咬成了颅骨骨折，碎骨插到了颅脑里。医生告诉她，蛋蛋伤得太重，即使做手术抢救也不敢保证成功率。

钱没了可以再赚，汤圆说，“但是如果我不去救，蛋蛋就再也回不来了。”她不想留遗憾，选择继续抢救，但是在颅骨修复和清创手术的第二天，蛋蛋还是离开了。

汤圆的小狗蛋蛋在抢救时的照片。

为了抢救小狗，汤圆前后花了两万多元医疗费，她想让柴犬主人全额赔偿。但对方认为，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之后的抢救就是过度治疗，不肯赔偿。

“做抢救决定之前，我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汤圆坐在律所的会议室里讲述经过。同为养宠人，律师邓凯很能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如果是把它换成你的亲人呢，你救不救？”

但邓凯还是向汤圆讲清了诉讼风险：在目前司法实践的共识中，宠物通常被视为财产。这意味着诉讼没有多少“性价比”，蛋蛋的抢救费可能要不回来多少，她还要支付诉讼费、律师费，更要付出大量时间和情绪成本。是否要花代价去搏一个不确定的结果？

“他们觉得就是死了一只狗，顶多赔一两千。”汤圆说，自己一开始也想过协商，但对方对小狗的态度让她心寒。“既然他们养的狗没有管好，我觉得应该要负起责任。”

出事之后，父亲原本打算赶来杭州，想帮女儿和对方理论争执，但95后的汤圆坚持要自己面对，决定通过法律解决问题。

“我打这个官司，不是为了多少钱，而是想争一口气。”汤圆说，“我们这边几乎没有先例，也没有案例可以参考，难度很大。既然没有案例，我就来做这个案例。我要看看，依照现行的法律，对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判。”对她来说，这不是“划算不划算”的计算题。短暂权衡过后，她决定走上诉讼之路。

邓凯从2008年就开始参与流浪动物救助与宠物普法工作，也代理过一些宠物类案件。去年5月，他尝试在小红书上分享宠物侵权、遗弃、买卖等宠物法律相关案例。近一年多来，他明显感觉到，来咨询宠物法律案件的面孔越来越年轻。

“可能只有年轻人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成本和精力去维权。”律师崔灿说。

选择宠物法律领域，对27岁的崔灿而言，不是偶然的业务试水，而是源于自身的养宠体验，更是看到Z世代群体未被满足的需求。

有了自己的房子后，崔灿终于摆脱了房东的约束，把猫接回家。刚养猫时，小猫患上疾病“猫传腹”，崔灿每天要向律所老板请假。“带孩子去打针”的说法引得老板满脸疑惑，他连忙解释是“毛孩子”。崔灿家的墙壁上钉着高低错落的猫爬架，周末他要跑市场买新鲜牛肉、鱼肉做猫饭，给猫喂保健品，冬天还没到燃气优惠期，怕猫咪着凉就提前开暖气……这些在父母眼里过于精细的养宠细节，崔灿觉得在同龄养宠人中并不稀奇。

在家办公时，两只猫总趴在阳台静静陪伴。这种温暖，让他格外理解宠物与主人之间的情感，也让他意识到，为宠物维权是一个存在大量需求的新赛道。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崔灿。

今年三月，崔灿在小红书上发布了一条宠物领养协议模板的笔记，邓凯刷到后在评论区提了几点修改意见。之后，崔灿主动邀约，希望能和邓凯建立联盟。很快，一个名为“宠物律师联盟”的社群诞生了。不同代际、地域的律师走到了一起，如今已有两千多位律师加入。他们在群里共享案例、拆解难题，为各地宠主对接本地律师。

95后律师杜星月是宠物律师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身为三只猫的“家长”，她也是最早在社交平台开展宠物普法内容的律师之一。

从事宠物法律业务三年，她处理过形形色色的案件：带巨型贵宾犬去美容店却意外受伤，主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领养人认养小狗后“失联”，平台因此提起诉讼；买到基因不纯的品种猫，买家愤而起诉猫舍……今年上半年以来，杜星月感觉宠物相关法律咨询数量明显增加。为此，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专门组建了一支专注宠物法律事务的团队。

“小事”

汤圆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蛋蛋的情景。路过宠物店的橱窗时，她一眼就望见了角落里那只蜷成一团的小狗，白白小小，像颗柔软的蛋，一下子抓住了她的心。

那是2022年，汤圆研究生刚毕业，留在杭州工作。租完房子，身上只剩几千块钱。可她还是跟店主商量了半天，花3500元买下了这只博美犬，取名“蛋蛋”。

蛋蛋几乎是和汤圆同时“入住”出租屋的。带它回家那天，汤圆的行李还散落在客厅地上，没来得及收拾。

对汤圆和许多同龄人而言，宠物填补的远不止空闲时间。在流动性极高的都市生活里，这只小狗是汤圆奋斗的动力，也给了她许多温暖的陪伴。

工作日的白天，家里的监控会拍下蛋蛋守候在门口的镜头；下班回家，它总会兴奋地转着圈迎接，跳起来求抱抱；汤圆拖地时，它会追着拖把来回跑动，像一场游戏；有一次，汤圆因为工作被领导批评，没吃中饭就就低落地回家，但带着小狗出门晒太阳的片刻，就收拾好了心情。“不管受了什么委屈，到家看到它就被治愈了。”汤圆说。

汤圆带着小狗蛋蛋在桐庐大奇山玩。 受访者供图

因为蛋蛋，汤圆的许多生活选择也随之改变。从杭州回黄山老家，坐高铁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但为了带上它，汤圆宁愿花三四个小时坐顺风车；搬家时，她也要先查看附近有没有适合遛狗的公园、草坪。

汤圆微信小号的朋友圈里，专门分享小狗的视频和照片，有时候一天会发三四条。那些与小狗相伴的日常，被汤圆剪成Vlog发在短视频平台B站上。知道宠物医院看病花费不菲，她还特意为蛋蛋买了两份医疗保险。

蛋蛋的离开，让汤圆陷入了抑郁，下班回到家总看着小狗的照片流泪。对她而言，诉讼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整理证据材料，每一次都像重新撕开伤口。

诉讼之外，汤圆还向当地城管举报对方违规无证养犬。“柴犬属于杭州的禁养犬，我要求对他们行政处罚，错了就是错了”。她在小红书也记录了维权过程。

这种执着，在不少人看来难以理解。“很多年轻的宠物主维权，连他们父母都不支持。”崔灿也常听到当事人提起家人的不解，“我爸妈都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为什么不好好生活？”

但对Z世代而言，这不是折腾，而是“对自己的情感负责”。一位长期处理相关案件的律师观察到，相比中老年宠物主人，年轻维权者对结果和赔偿金额往往更加理性。他们能够接受案件最后判赔的金额和实际付出的成本不成正比，但同时，“他们更希望对方能够真诚道歉，这是年轻人比较关注的一点。”

那份难以被满足的道歉和精神的抚慰，常常正是Z世代主人为宠物维权的起点。

几周前，崔灿接到一位豚鼠主人的咨询。当事人大学毕业后从朋友那里领养了一只宠物豚鼠，相伴三年。豚鼠生病被带去医院就诊后死亡。后来主人得知，医生开出的是豚鼠的禁用药。

“本来是小病，却被医生开了致命的药，她气不过这件事，准备起诉。”崔灿理解这种愤怒，当事人并非为了高额赔偿，而是因为自己的伙伴被不负责任地对待。

95后律师徐千玉接过一个咨询：一对年轻夫妻筹备婚礼期间，将爱犬寄养在一家有别墅、草坪的寄养机构，但送出去次日，狗狗中暑死亡。悲剧发生后，寄养机构却一再推卸责任。

“从婚礼现场布置、婚纱照，到后续家庭装修，他们都考虑到了狗狗的存在。”徐千玉说，这对夫妻整理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几百张图片，从狗狗小时候的样子，到日常相处的点滴，“小狗的离去对这个小家庭的打击，不亚于至亲的别离。”

崔灿曾遇到一位当事人，狗狗从高中起便陪伴她左右，一路见证她考上大学、步入职场。可一次拔牙手术中，狗狗打完麻醉后再也没能醒来。巨大的悲痛击垮了主人，她患上重度抑郁，一听到与狗相关的话题就会引起肠应激反应，每次和崔灿沟通案情，都忍不住崩溃大哭。

崔灿坦言，面对这类极度悲伤的宠主，他希望他们放弃维权，因为诉讼的拉锯可能会反复唤醒痛苦，但他也理解主人的坚持，“‘为权利而斗争’是我们在法学院就会学的。每个案子，我们都要拿捏这种细微的分寸。”

“这类案件的关键，是让法官理解我们为什么非要为一只宠物较真。” 崔灿坦言，不少法官起初会将这类纠纷视作“小事”。律师们不仅要厘清事实，更要在法庭上进行一场“翻译”，将一种浓度极高的情感转译为可以被法理接纳的语言。

难度

现有法律规定，具有人身纪念意义的财物受到损害后，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在诉讼请求中，汤圆提出了5000元精神损害赔偿。与其说是经济诉求，不如说她想看看，法律能否承认那段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陪伴。

“许多不养宠的人很难了解这种羁绊”，法官也不例外，邓凯理解这种困境。为此，他检索了二十多起狗咬狗案件中宠物主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判例提交法庭，汤圆也整理了许多同样通过颅骨手术方案挽救小狗的医学案例。

蛋蛋出事八个月后，汤圆拿到了法院的判决，总计赔偿7680元，其中包括购买宠物的3500元、宠物殡葬费680元，以及医疗费3500元。

汤圆早有心理准备不能全赔，但真正刺痛她的，是判决背后的逻辑。判决书认定，“原告为挽救其饲养动物的生命进行救治，虽系意图挽回其财产损失及附着于该财产之上的情感投入，但因治疗费用远远超出其购买价格，已超出一般人的合理预期。”

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也被驳回：“虽然其在饲养过程中投入了情感，但时间尚短，不足以认定该饲养动物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看到判决书上的字眼，汤圆反复问自己，将近三年的陪伴真的算短吗？

汤圆最终捐出了全部赔偿，并把判决书发上小红书。评论区迅速汇聚了上百条讨论，有人问她是否还上诉，她平静回复，“不上诉了，按目前的法律来看也就这样了。”

律师邓凯太懂这份委屈。在Z世代养宠人的价值体系里，宠物超越“财产”定义，成为情感共同体的一部分。面对情感与法律的错位，他们依然选择进行最大程度的尝试，去拓展法律对“情感价值”的容纳空间。

邓凯观察到，当前宠物价值的认定缺乏统一标准，“各地法院、甚至同院不同法官的尺度都不一样”。更棘手的是，缺乏专门的动物司法鉴定制度：宠物医疗事故后，宠物主人坚信是医院过失，却拿不出专业认定；宠物被车撞，对方只愿赔几百元，无法证明其实际价值；宠物因问题食品中毒身亡，想追责却没有具备法律效力的死因报告……“情感上义愤填膺，法律上却束手无策”，邓凯见过太多宠主的无奈。

邓凯最近代理的一起宠物医疗纠纷，光是申请司法鉴定就耗费了4个月。最终，鉴定委托给了全国唯一能做宠物司法鉴定的山东省潍坊市兽医协会。但不是所有法院都认可这家机构的资质。更令人无奈的是，3.6万元的鉴定费，比案件本身的诉讼标的还高出一千元。

为了填补这块空白，最近邓凯向司法部提交了《动物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立法建议。他希望能搭建一座桥，让遭受损失的主人们有依据索赔，让审理案件的法官们有专业技术报告作为裁判支撑，也让整个社会对动物价值的认知，从情感层面逐步过渡到法律与事实的框架内。

一些宠物纠纷的复杂程度可能会远超许多大案，崔灿深有体会。为了一起纯种猫买卖纠纷，崔灿曾带着一本《猫遗传育种学》走上法庭。案件起因是两家猫舍对一只本应用于配种的猫咪品质产生争议。崔灿的当事人发现，高价购买的猫存在折尾缺陷。他们向法庭提交了行业协会的评分标准、专业书籍和论文，试图说明这种缺陷会遗传，会显著影响猫的价值。而在另一起豚鼠死亡的案件中，团队同样研究了大量文献，只为向法官证明，医生开具的药物对于豚鼠有毒性。

“这类案件标的额不高，资深律师很少接手，”崔灿说，大多是带着热情的年轻律师在坚持。而他们的当事人往往是善于搜集信息、表达清晰的年轻人，会自发整理证据文件夹、学习专业资料，甚至独自出庭辩论。

填补

汤圆家附近新开了一家宠物友好商场。每当看见小狗们在场内奔跑的身影，她总会感到遗憾，商场开业时，蛋蛋已经不在了。

生活总要继续，蛋蛋离开几个月后，汤圆又养了一只博美犬毛毛。毛毛的到来填补了她心里的空缺。这个曾经吃惯外卖的女孩，如今会认真研究狗饭配方，“给它做饭浑身是劲”。她还买了车，每个周末都能带着毛毛说走就走，“以前打车要把狗放在包里，现在它能在后座随便睡”。

汤圆以前制作的小狗蛋蛋的冰箱贴，现在还在她家冰箱上。

如今，常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咨询汤圆关于宠物诉讼的事宜。她会像当初邓凯提醒她的那样，建议对方谨慎考虑。可每一次，她都能从那些坚定的回复里，看到曾经执意走上法庭的自己，“蛋蛋的事，如果能给有经历相似的人做一个参考，帮到他们也挺好。”

来自云南的90后林念，则让改变有了更具体的模样。送爱犬西贝去宠物医院时，她从没想过那会是彼此相处的最后四天。西贝离世后，林念在网络上咨询了多位兽医，发现医院并没有对症治疗。搜集证据过程中，更让她震惊的是，这家在本地经营十余年的宠物医院，执业兽医竟未完成备案，不具备相关资质。

“他们拒不认错的态度，我不能接受。” 林念先后提起两场民事诉讼，委托了司法鉴定，随后又对相关管理部门提起行政诉讼。

有朋友劝林念通过短视频曝光解决，但林念坚持选择法律途径。“诉讼确实很累，但我要通过自己的能力，推动他们受到行政处罚。”她自学法律，一遍遍梳理维权逻辑。

她的坚持在那座五线小城引起了连锁反应。在她的投诉举报下，当地农业农村局下发文件，对全市动物诊疗机构开展资质核查。

“希望更多养宠人提高法律意识，避免悲剧重演。我们这些先行者，走得值。”林念的案子也得到了“宠物律师联盟”的支持，律师们在群里为她提供法律咨询援助。

邓凯知道，来找他咨询的Z世代宠物主人中，最终走到诉讼环节的不足十分之一。“都放弃，就不会有进步。” 他相信，随着养宠群体越来越大，这些声音会越来越被听到、被重视。

律师邓凯制作的“宠物律师联盟”的冰箱贴及胸针。

律师杜星月在梳理案例时注意到，北京、上海、安徽、浙江、山东等地法院，已经陆续出现支持宠物相关的精神损害赔偿判例，金额多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虽然相较于维权成本，这个数字并不高，但也让人看到光亮。

除了为宠物主人维权，宠物律师们也在试图完善行业规则的空白。崔灿的团队凭借积累的案件和口碑，今年下半年已经吸引了不少成都本地宠物行业商家主动寻求合规服务。11月，律师徐千玉和团队受邀参与动物活体运输行业规范讨论，“哪怕没有强制约束力，也能成为后续办案的参考”。

崔灿最近在社媒上分享了林念民事案件的判决书，上面的一段话让他格外珍视：

“宠物不再是单纯的财产或工具，而是饲养者基于情感寄托的陪伴对象，为其提供诊疗服务已经成为当下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构成了饲养者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内容。”

尽管宠物医院方已提起上诉，判决尚未生效，但崔灿知道，这样的表述，在以往的宠物纠纷判例中实属罕见。

这位95后律师相信，他和同行们积累的每一个案例，都在努力扩大宠物权益保护的边界。

（文内汤圆、林念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