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家战略深度研究报告（下）
——尹锡悦与李在明政府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
文/铁鱼
3. 韩国经济状况全景式分析
3.1 主要经济支柱与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
韩国经济的崛起和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其在少数几个关键高科技产业领域建立的全球领先地位，这些产业构成了韩国经济的坚实支柱，并决定了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独特地位。其中，半导体产业是韩国经济的绝对核心和“皇冠上的明珠”。以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在全球存储芯片（DRAM和NAND Flash）市场占据了超过七成的份额，形成了近乎垄断的优势。韩国不仅在存储芯片领域拥有技术和产能上的绝对优势，还在晶圆代工、系统芯片等领域积极追赶，成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这种地位使得韩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拥有重要的话语权，但也使其经济对半导体产业的景气度高度敏感，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
除了半导体，汽车和现代造船业也是韩国的传统优势产业。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作为韩国汽车工业的双璧，凭借其出色的设计、可靠的质量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在全球市场，特别是北美和欧洲市场，取得了显著成功。近年来，韩国车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也积极布局，其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成为其未来增长的重要引擎。在造船业，韩国造船海洋（原现代重工）、大宇造船海洋和三星重工三大船企，长期以来在全球造船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尤其在建造高附加值的LNG（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超大型集装箱船和海上钻井平台等方面拥有核心技术优势。这些产业的成功，共同构成了韩国强大的出口能力，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韩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可以概括为“关键中间品和资本品的供应者”。韩国的优势产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上游，其出口产品以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为主，如半导体、显示面板、汽车零部件、精密化工产品等。这些产品是全球制造业，特别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投入品。因此，韩国经济与全球产业链的联动性极强，其经济景气度与全球贸易周期高度相关。然而，这种地位也带来了脆弱性。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其国内市场相对狭小，这使得其经济极易受到外部需求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例如，中美贸易战、全球芯片短缺或过剩等事件，都会对韩国经济产生直接而剧烈的冲击。此外，韩国在核心原材料、关键设备和基础软件等方面，仍然存在对外依赖，这构成了其产业链安全的潜在风险。
3.1.1 半导体、电子、汽车等优势产业分析
半导体产业是韩国经济的绝对核心，被誉为“产业的大米”。韩国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份额超过60%，在系统芯片领域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作为行业巨头，不仅在生产规模上领先，更在技术研发上持续投入，引领着全球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方向。然而，韩国半导体产业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包括来自美国的出口管制、中国的技术追赶以及全球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汽车产业是韩国的另一大支柱产业，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是全球主要的汽车制造商之一，其产品以高性价比和可靠的质量在全球市场享有盛誉。近年来，韩国车企也在积极向电动化和智能化转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造船业曾是韩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但近年来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市场份额有所下滑。尽管如此，韩国在LNG（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高附加值船舶领域仍保持着领先地位。这些优势产业的发展，为韩国带来了巨额的出口收入，但也使其经济过度依赖少数几个领域，产业结构单一化的问题日益突出 。
3.1.2 韩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与地位
韩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着“关键中间人”和“技术枢纽”的角色。它既是上游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的进口大国，也是下游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在半导体领域，韩国企业不仅生产最终的芯片产品，还向全球提供关键的制造设备和材料，深度嵌入了从设计、制造到封测的各个环节。在汽车产业，韩国是全球重要的汽车及零部件供应国，其产业链与全球主要汽车生产国紧密相连。这种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模式，使得韩国经济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优势，实现快速增长。然而，这也意味着韩国的产业链安全高度依赖于外部环境。一旦全球贸易体系出现动荡，或者主要贸易伙伴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韩国的产业链就会受到严重冲击。例如，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都对韩国的供应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韩国政府和企业重新审视其产业链布局，并寻求在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
3.1.3 韩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与脆弱性
韩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极高，这既是其经济成功的关键，也是其脆弱性的根源。在能源方面，韩国是世界第四大原油进口国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其能源自给率极低，能源价格的波动会迅速传导至国内，影响生产和消费。在粮食方面，韩国的粮食自给率也不足50%，主要依赖进口。这种在能源和粮食等关键领域的对外高度依赖，使得韩国经济在面对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和供应链危机时，显得尤为脆弱 。此外，韩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也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其经济增长与全球市场需求密切相关。当全球经济景气时，韩国的出口会大幅增长，带动经济发展；而当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时，韩国的出口就会受到重创，经济也会随之陷入低迷。这种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结构，使得韩国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环境的变化，其政策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
3.2 2023-2025年经济状况与数据分析
3.2.1 GDP增长趋势与结构分析
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韩国经济面临着增长放缓的严峻挑战，其GDP增长趋势和结构变化深刻反映了全球经济下行、主要贸易伙伴需求疲软以及国内结构性问题等多重压力。根据预测，2025年韩国的GDP增长率预计仅在1.5%左右，这一数字远低于其历史平均增长水平，也低于许多主要经济体的表现。这种低增长态势凸显了韩国经济的高度脆弱性。从增长结构来看，韩国经济长期以来由出口驱动，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约40%。然而，在2023-2025年期间，全球贸易环境持续恶化，主要出口市场如中国和美国的需求不振，加之全球半导体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导致韩国的出口引擎动力不足。数据显示，韩国的出口额在这一时期出现波动甚至负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构成了显著的拖累。
与出口疲软形成对比的是，内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有限，且同样面临困境。内需消费占韩国GDP的比重约为50%，是经济的另一大支柱。然而，由于高通胀、高利率和高房价的压力，韩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受到挤压，消费意愿和能力均有所下降。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低迷，通过“负财富效应”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此外，韩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对消费市场的长期增长潜力构成了结构性制约。在投资方面，其占GDP的比重约为15%。企业投资受到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普遍持谨慎观望态度。尽管政府在基础设施和研发领域持续投入，但民间投资的疲软使得整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这种“出口不振、内需疲软、投资乏力”的三重困境，共同导致了韩国经济在2023-2025年期间的低增长局面。
3.2.2 投资、消费、出口在GDP中的占比与变化
在韩国的GDP构成中，消费、投资和出口是三大主要组成部分，其各自占比和动态变化深刻揭示了韩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和面临的挑战。根据近年的数据分析，最终消费支出（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在韩国GDP中的占比最高，稳定在50%至55%之间，是经济的压舱石。其中，私人消费是消费的主体，其变化直接影响着经济的景气度。然而，近年来，受高物价、高利率和高负债的“三高”压力影响，韩国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均受到抑制，导致消费增长乏力。
投资在GDP中的占比约为15%，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投资主要包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住宅投资和政府投资。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韩国企业的投资信心普遍不足，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尽管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等方式，努力提振投资，但效果并不显著。出口是韩国经济的另一大支柱，其占GDP的比重高达约40%，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这种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使得韩国经济极易受到全球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在2023-2025年期间，受全球需求疲软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韩国的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所下降。
3.2.3 2025年经济数据反映的问题与亮点
2025年的韩国经济数据，既揭示了其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也展现了其产业的韧性和潜力。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存在，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的飙升，引发了民众对民生问题的广泛关注。例如，2025年7月，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韩国西瓜的平均零售价同比上涨36.5%，达到约156元人民币一个，这反映了韩国农业保护政策下农产品价格的高企和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 。另一个问题是内需的持续疲软。尽管半导体等出口产业有所复苏，但国内消费并未出现明显改善，这主要归因于高利率、高负债以及民众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然而，2025年的经济数据也展现了一些亮点。首先，半导体出口出现强劲反弹，随着全球人工智能（AI）产业的快速发展，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为韩国半导体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其次，韩国政府大力推动的“新政府经济增长战略”开始显现成效，在人工智能、生物健康等未来战略产业的投资持续增加，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
3.3 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韩国经济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当前复杂的内外环境下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其未来发展的主要挑战。首先，经济增长动能减弱，潜在增长率持续下滑。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韩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和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而新的增长引擎尚未完全形成。其次，内需疲软，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高房价、高负债和高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问题，严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使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再次，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都对韩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构成了巨大压力。最后，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剧，财富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公平和稳定，也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
3.3.1 经济增长放缓与内需疲软
近年来，韩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放缓趋势，其潜在增长率已从过去的4%以上下降至2%-3%的水平。这一下滑趋势的背后，是多重结构性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主要原因之一。韩国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萎缩和生产率的下降。其次，产业结构的固化也限制了经济的增长潜力。韩国经济过度依赖半导体、汽车等少数几个大财阀主导的产业，而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使得经济缺乏多样性和活力。与经济增长放缓相伴随的是内需的持续疲软。尽管出口在特定时期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国内消费和投资却始终未能成为稳定的经济增长引擎。高物价，特别是房价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侵蚀了居民的实际收入，降低了消费能力。同时，家庭负债水平居高不下，也使得居民不敢轻易增加消费。企业投资方面，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对未来前景持谨慎态度，投资意愿普遍不高。这种内需不足的局面，使得韩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大大减弱。
3.3.2 出口受阻与贸易环境变化
作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韩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贸易环境息息相关。然而，近年来，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韩国的出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频繁对包括韩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对韩国的钢铁、汽车等核心出口产业造成了直接打击 。其次，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级，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使得身处其中的韩国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美国要求韩国企业减少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和供应链依赖，而中国也在积极推动产业自主化，这使得韩国企业在两国之间左右为难。再次，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日益激烈。在半导体、汽车、造船等领域，韩国正面临着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强力追赶，其传统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韩国政府和企业正在积极寻求对策，包括开拓新兴市场、推动产业升级、加强与美国等盟友的贸易合作等。然而，这些努力能否有效对冲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仍有待观察。
3.3.3 通货膨胀与社会不平等问题
通货膨胀，特别是食品价格的上涨，是韩国社会近年来面临的突出问题。2025年，受极端天气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韩国的农产品价格出现了大幅飙升，一个西瓜的价格甚至高达156元人民币，引发了民众的广泛不满 。这种通货膨胀压力，不仅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安情绪。与通货膨胀问题相交织的是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韩国的财富和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少数财阀家族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而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却相对缓慢。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教育、就业、住房等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例如，高昂的课外辅导费用使得教育机会不均等，而大企业的垄断地位则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也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构成了威胁。它可能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削弱社会流动性，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从而消耗经济发展的活力。
3.4 美国及西方对韩国经济的影响与控制
3.4.1 美国对韩国经济的渗透与控制程度
美国对韩国经济的影响与控制是全方位且根深蒂固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韩国经济起飞的初期。战后，美国通过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不仅帮助韩国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框架，也深刻地塑造了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朴正熙政府时期，美国通过其援助机构和国际开发署，直接影响了韩国的经济决策，推动韩国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例如，1964年韩元的大幅贬值、浮动汇率制的实行以及利率政策的调整，都与美国的建议和压力密切相关 。可以说，韩国早期经济政策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带有美国顾问的烙印。
进入现代，美国对韩国经济的控制更多地通过市场、技术和金融等渠道体现。首先，美国是韩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其市场需求和政策变化直接影响韩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其次，在高科技领域，韩国对美国的核心技术和设备存在严重依赖。例如，韩国半导体产业虽然强大，但在光刻机等关键设备上仍需依赖美国及其盟友。再次，美国通过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韩国金融市场具有巨大影响力。美元的汇率波动、美国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评级机构的评估，都能对韩国经济产生直接冲击。近年来，美国更是利用其在同盟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贸易协定、关税政策以及产业合作等手段，将韩国更紧密地捆绑在其全球战略之中。
3.4.2 特朗普2.0政策对韩国经济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时期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对韩国经济造成了显著的冲击。特朗普政府将贸易逆差视为对美国经济的损害，并对包括韩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了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例如，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韩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加征了高额关税，并对韩国的汽车出口构成了威胁 。特朗普政府还频繁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表示不满，并施压韩国进行重新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份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新协议。除了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还在国防开支问题上对韩国施加了巨大压力。他要求韩国大幅增加对驻韩美军费用的分摊比例，并以撤军相威胁，这种“保护费”式的敲诈，引发了韩国国内的强烈不满，也暴露了韩美同盟关系中的不平等性 。特朗普政府的这些政策，使得韩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促使韩国政府和企业开始反思其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风险，并寻求经济外交的多元化。
3.4.3 韩国在美中经济竞争中的角色与生存空间
在美中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韩国的角色和生存空间变得异常复杂和微妙。一方面，韩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技术和高端产业链上与美国及其盟友深度融合，这使得它难以完全违背美国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的生产基地，与中国“脱钩”的代价是其无法承受的。因此，韩国被迫在两大国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试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策略可以概括为“战略模糊”和“多元化”。在战略上，韩国试图避免明确选边站队，强调“国家利益优先”，在配合美国部分要求的同时，也努力维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在经济上，韩国积极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试图在维持与中国合作的同时，开拓东南亚、印度等新兴市场，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然而，这种策略的实施空间正被不断压缩。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韩国面临的“选边站”压力越来越大，其“战略模糊”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未来，韩国能否在美中经济竞争中找到一条既能维护国家利益又能保持战略自主的道路，将是其面临的重大考验。
4. 韩国外交政策与大国关系
4.1 对美关系：同盟的巩固与挑战
4.1.1 韩美同盟的政治与安全合作
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其重要性在韩国社会和政治精英中拥有广泛共识。尹锡悦政府时期，韩美同盟被提升至“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新高度，合作范围从传统的半岛安全扩展至经济安全、技术合作、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双方通过频繁的元首会晤、外长防长“2+2”会议以及联合军事演习，不断巩固和深化政治与安全合作。特别是在应对朝鲜核问题上，韩美两国强调通过“延伸威慑”来确保韩国的安全，并成立了“核磋商小组”，以增强美国对韩提供核保护的透明度和可信度。然而，这种紧密的同盟关系也给韩国带来了挑战。美国要求韩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例如参与其“印太战略”，这使得韩国可能被卷入与其自身利益不直接相关的冲突中。此外，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防卫费分担问题等，也时常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考验着同盟的稳定性。
4.1.2 韩美在经济与贸易领域的联系
韩美两国在经济与贸易领域的联系十分紧密，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韩美自由贸易协定》（KORUS FTA）的签署和实施，极大地促进了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美国是韩国重要的农产品、能源和高端设备进口来源国，而韩国则向美国出口大量的汽车、半导体、电子产品等制成品。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两国经济合作的重心也在发生转移。从传统的货物贸易，转向在高科技产业、供应链安全、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吸引韩国半导体企业赴美投资，试图构建一个排除中国的“小院高墙”式供应链。韩国企业如三星、SK海力士等也积极响应，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巩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并获得美国的市场和技术支持。然而，这种经济上的紧密捆绑，也使得韩国经济更容易受到美国政策变化的影响，其在经济政策上的自主性面临挑战。
4.1.3 同盟关系中的挑战与韩国的应对
尽管韩美同盟关系牢固，但其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挑战。首先，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是韩国追求国防自主的核心障碍，也是同盟关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敏感议题。韩国国内，特别是进步派政府，一直希望收回战时指挥权，以实现完全的国防自主，但这面临着来自美国军方的阻力和国内保守派的担忧。其次，防卫费分担问题也时常引发争议。美国要求韩国承担更多驻韩美军的费用，这在韩国国内被批评为“保护费”，并引发了对同盟关系不平等性的讨论。再次，美国要求韩国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一致，这给韩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压力。韩国需要在维护韩美同盟和保持对华经济关系之间寻求平衡，这使其外交政策空间受到限制。
面对这些挑战，韩国采取了多种应对策略。在指挥权问题上，韩国通过加强自身军事能力建设，逐步满足美国提出的移交条件，以期在未来实现自主指挥。在防卫费问题上，韩国通过谈判，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同盟稳定之间寻求折中方案。在对华政策上，韩国试图推行“实用主义外交”，在配合美国部分要求的同时，也努力维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避免完全“选边站队”。然而，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韩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其政策空间正被不断压缩，未来将面临更大的考验。
4.2 对日关系：历史问题与现实合作
4.2.1 韩日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
韩日关系是韩国外交中最复杂、最敏感的双边关系之一，其根源在于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1910-1945年）所留下的深刻历史创伤。这段历史在韩国民众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并衍生出一系列至今仍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其中，强征劳工问题和“慰安妇”问题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韩国方面要求日本就其在战争期间强征韩国劳工和设立“慰安妇”制度进行正式道歉和赔偿，而日本方面则认为这些问题已通过1965年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得到解决，双方在法律和政治立场上存在严重分歧。此外，历史教科书问题也时常引发争议。韩国批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美化其侵略历史，歪曲历史事实，而日本则认为其教科书审定制度符合国际标准。这些历史问题不仅是法律和政治层面的争端，更触及两国国民的敏感神经，极易被民族主义情绪点燃，从而引发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
4.2.2 韩日在安全与经济领域的合作
尽管历史问题根深蒂固，但韩日两国在安全与经济领域的合作需求也日益凸显，这使得两国关系呈现出一种“政冷经热”或“历史与现实分离”的复杂局面。在安全领域，两国都面临着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共同挑战，并且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因此，在情报共享、导弹防御、海上安全等领域，两国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尹锡悦政府上台后，积极推动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旨在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在经济领域，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日本是韩国重要的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进口来源国，而韩国则向日本出口汽车、半导体、石化产品等。两国产业链紧密相连，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很高。然而，这种合作也常常受到历史问题的干扰。例如，2019年，日本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韩国实施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引发了韩国的强烈反制，并导致两国关系陷入低谷。
4.2.3 日本军事扩张对韩国的影响与应对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其军事扩张的倾向日益明显，这引起了韩国的高度警惕和担忧。日本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增加防卫预算、发展反击能力等一系列举措，试图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日本的军事扩张，对韩国的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首先，日本的军事动向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加剧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其次，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使得韩国对其军事扩张的意图抱有深深的疑虑。韩国担心，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日本，可能会再次对朝鲜半岛构成威胁。
面对日本的军事扩张，韩国采取了多种应对策略。在外交上，韩国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来制衡日本的军事影响力。同时，韩国也积极与中国、俄罗斯等国进行沟通，以维护地区的战略平衡。在军事上，韩国加快了自身的军事现代化步伐，发展独立的导弹防御系统和精确打击能力，以应对来自日本和其他方向的潜在威胁。此外，韩国还通过历史教育和国际宣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然而，由于韩日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友，韩国在应对日本军事扩张时，也面临着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其政策选择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
4.3 对华关系：经济联系与政治平衡
4.3.1 韩中经济联系与贸易关系
韩中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边贸易额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两国经济形成了高度互补和相互依存的格局。韩国向中国出口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如半导体、显示面板、汽车零部件、精密化学品等，这些产品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投入品。同时，韩国也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原材料、零部件和消费品。这种“韩国技术+中国制造+全球市场”的模式，使得两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中韩贸易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韩国对华贸易顺差有所收窄，甚至在某些年份出现逆差。同时，中国在半导体、汽车等领域的技术追赶，也使得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
4.3.2 韩中政治与外交态度
韩中两国在政治与外交领域的关系，则呈现出复杂和波动的态势。两国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无核化等核心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并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调。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国也存在着分歧和摩擦。其中，“萨德”（THAAD）反导系统部署问题是近年来影响两国关系的最重大事件。韩国政府决定部署“萨德”后，中国认为这损害了其战略安全利益，并采取了一系列非官方的经济制裁措施，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尽管后来两国关系有所修复，但“萨德”问题留下的阴影依然存在。此外，历史和文化问题也时常引发争议。例如，韩国对中国在历史文化领域的某些主张（如“东北工程”）表示不满，而中国则对韩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警惕。这些政治和外交上的分歧，使得两国关系时常出现波折，并影响着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4.3.3 韩中文化与民间交流
韩中两国在文化与民间交流领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韩国的流行文化，即“韩流”，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粉丝，对中国的年轻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国的影视剧、音乐、综艺节目等在中国广受欢迎，韩国的时尚、美妆、饮食等也深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思想、汉字、传统节日等，在韩国也根深蒂固，影响着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近年来，两国的人员往来也十分频繁。中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国，而韩国也是中国游客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两国在教育、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深化。然而，文化与民间交流也并非一帆风顺。受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两国民间的情绪也时常出现对立。例如，在“萨德”问题发酵期间，中国国内出现了抵制韩货和赴韩旅游的热潮，而韩国国内也出现了反华情绪。这种民间情绪的对立，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挑战。
4.4 李在明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
4.4.1 “实用主义外交”的内涵与目标
李在明政府上台后，明确提出了“实用主义外交”的口号，旨在对前任尹锡悦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和“对美一边倒”政策进行调整。其核心内涵是，以韩国的国家利益为唯一标准，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各国的关系，避免被意识形态和阵营对抗所束缚。其根本目标是在日益复杂的大国博弈中，为韩国争取最大的战略自主空间，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繁荣。具体而言，“实用主义外交”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目标：首先，在巩固韩美同盟的基础上，寻求与中国等国的平衡关系，避免过度卷入中美战略竞争。其次，重启与朝鲜的对话，通过经济合作等方式，缓和半岛紧张局势，为无核化进程创造条件。再次，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同时寻求在安全和经济上与日本进行必要的合作。最后，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多边合作，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4.4.2 在美日同盟与对华关系间寻求平衡
“实用主义外交”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在美日同盟与对华关系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李在明政府认识到，韩国无法放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因为这是其国家安全的基石。但同时，韩国也无法承受与中国关系恶化的代价，因为中国是其最大的经济伙伴。因此，其策略是在两大国之间“走钢丝”，既要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又要避免激怒中国。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韩国需要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例如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方面，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则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例如在参与美国主导的对华技术封锁问题上，韩国可能会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同时，李在明政府也试图通过加强与俄罗斯、东盟等国的关系，来对冲对中美两大国的过度依赖，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外交格局。然而，这种平衡策略的实施难度极大，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和政治智慧。
4.4.3 应对国内政治极化的策略与挑战
李在明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挑战，特别是如何应对严重的政治极化。保守派势力可能会批评其“亲华疏美”，损害韩美同盟，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进步派内部，也可能对其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和对日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李在明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首先，其需要向国内民众清晰地阐述“实用主义外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争取广泛的民意支持。其次，其需要加强与国会的沟通与合作，寻求在重大外交议题上的跨党派共识，以减少政治阻力。再次，其需要有效地管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避免因历史问题或领土争端而引发不必要的外交摩擦。然而，这些策略的实施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韩国的政治极化已经根深蒂固，任何政策都可能被政治化，并引发激烈的党派斗争。因此，李在明政府能否成功地推行其“实用主义外交”，并有效地应对国内政治极化的挑战，将是其执政成败的关键。
5. 韩国军事战略与地区安全
5.1 军事现代化与自主国防建设
5.1.1 韩国军事现代化的目标与进展
韩国军事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建设一支能够独立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并具备地区威慑能力的强大军队。为此，韩国政府投入巨资，致力于提升军队的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在陆军方面，韩国重点发展K2“黑豹”主战坦克、K9“雷电”自行榴弹炮等先进装备，并积极推进“智能军队”建设，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升作战效能。在海军方面，韩国正在建造“正祖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和“岛山安昌浩”级常规动力潜艇，以增强其海上防御和反潜能力。在空军方面，韩国引进了F-35A隐身战斗机，并正在研发国产的KF-21“猎鹰”战斗机，以提升其空中优势和对地打击能力。此外，韩国还在大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如“天弓-2”中程地对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以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在导弹攻击能力方面，韩国已经拥有了射程覆盖朝鲜全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并正在研发射程更远的导弹，以增强其战略威慑力。
5.1.2 自主国防政策的推进与挑战
自主国防是韩国长期以来追求的战略目标，其核心是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实现国防上的完全独立。李在明政府将“开辟自主国防之路”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核心主张，并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国正在积极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首先，加强独立的指挥控制能力。韩国正在研发“联合指挥控制系统”（AKJCCS），以期在未来能够独立指挥本国的联合作战。其次，发展独立的侦察监视能力。韩国正在部署侦察卫星、预警机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以减少对美军情报的依赖。再次，提升国产武器的自主研发能力。韩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加大对国防科技的投入，并推动国防工业的出口，以增强其军事自主性。然而，自主国防的推进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朝鲜的核与导弹威胁日益严峻，韩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依然很强。其次，韩国在关键军事技术领域，如核武器、核潜艇、先进战斗机发动机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短期内难以实现完全自主。再次，自主国防需要巨额的国防投入，这将对国家财政构成沉重负担。
5.1.3 韩国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角色
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中，韩国扮演着复杂而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韩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其安全政策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紧密相连。韩国积极参与美韩联合军演，并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安全合作，以维护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另一方面，韩国也面临着来自朝鲜的直接军事威胁，其安全关切与美日等国有所不同。韩国希望通过对话和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并推动半岛的和平统一。这种双重角色，使得韩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常常需要在维护同盟关系和追求自身利益之间进行权衡。近年来，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韩国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地位也变得更加微妙。韩国需要在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以避免被卷入大国冲突，并为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5.2 东亚核扩散风险与韩国的应对
5.2.1 美朝对话窗口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美朝对话是影响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关键变量。历史上，美朝之间曾进行过多次对话，但均未取得实质性成果。特朗普政府时期，美朝首脑实现了历史性会晤，一度为半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然而，由于双方在无核化路径和制裁解除等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对话最终陷入僵局。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表示愿意与朝鲜进行“无条件”对话，但朝鲜方面对此反应冷淡，并继续进行导弹试射，导致半岛局势再度紧张。美朝对话窗口的开启与关闭，直接影响着地区的安全氛围。对话期间，半岛局势趋于缓和，军事对峙的风险降低。而对话中断后，局势则会迅速升温，军事冲突的风险随之上升。对于韩国而言，美朝对话是其推动半岛和平进程、实现无核化目标的重要途径。韩国积极在朝美之间进行斡旋，并提出了“终战宣言”等倡议，以期打破僵局，重启对话。
5.2.2 日韩核潜艇技术合作与核扩散风险
近年来，随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日韩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有所加强，其中，核潜艇技术合作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日本拥有先进的常规潜艇技术，而韩国则在潜艇建造方面具有一定的实力。两国在核潜艇技术上的合作，旨在提升各自的潜艇作战能力，以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然而，这种合作也引发了关于核扩散风险的担忧。核潜艇技术属于敏感技术，其扩散可能破坏地区的战略平衡，并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特别是，如果日本将其核潜艇技术转让给韩国，可能会被视为日本试图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发展军事力量的又一举措，从而引发中国和朝鲜等国的强烈反应。此外，核潜艇的合作也可能与韩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相冲突。韩国虽然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其一直承诺不发展核武器。如果韩国发展核潜艇，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对其核意图的疑虑，并对其核不扩散承诺构成挑战。
5.2.3 韩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定位与目标
韩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定位是明确的，即一个负责任的、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国家。韩国政府多次重申，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并严格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规定。韩国的目标是，通过和平谈判和外交途径，推动朝鲜放弃其核计划，最终实现半岛的完全无核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国采取了多种策略。首先，韩国积极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进行合作，共同推动六方会谈等多边对话机制，以寻求朝核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其次，韩国也尝试与朝鲜进行直接接触和对话，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等方式，来换取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的合作。再次，韩国积极参与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并倡导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然而，韩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朝鲜的核计划不断取得进展，使得半岛无核化的前景变得日益渺茫。同时，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核动态，如日本的核潜力等，也给韩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带来了复杂性。
5.3 韩国的国家目标与长期趋势
5.3.1 韩国在东亚政治格局中的目标
在东亚政治格局中，韩国的国家目标是多层次的。首先，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其最核心的目标。这意味着韩国需要有效应对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并推动半岛的无核化进程，最终实现南北和解与统一。其次，实现国家的战略自主是韩国长期追求的目标。韩国希望在维护韩美同盟的基础上，逐步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在外交政策上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再次，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与繁荣是韩国的重要目标。韩国希望通过加强与中、日、俄等国的经济联系，推动建立地区性的安全与合作机制，以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后，提升韩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也是其目标之一。韩国希望凭借其经济和文化实力，在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中等强国”。
5.3.2 韩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与追求
在世界格局中，韩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全球性的“枢纽国家”（Global Pivotal State） 。这意味着韩国希望超越其地缘政治的限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韩国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经济上，韩国希望凭借其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核心地位，并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其次，在文化上，韩国希望通过“韩流”等文化产品的输出，提升其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形象。再次，在政治上，韩国积极参与联合国、G20、APEC等多边国际组织，并在气候变化、发展援助、全球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后，在安全上，韩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维和、反海盗等行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安全贡献者。然而，韩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也面临着挑战。其战略自主性受到大国关系的制约，其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也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
5.3.3 韩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长期战略
面对未来的挑战，韩国需要制定和实施一套长期、综合的战略。首先，在经济上，韩国需要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减少对少数几个大财阀的依赖，培育更多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同时，韩国需要加强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未来产业领域的投入，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在社会上，韩国需要解决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社会不平等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次，在政治上，韩国需要弥合国内政治极化，重建社会共识，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公信力。最后，在外交上，韩国需要在维护韩美同盟的基础上，推行更加灵活和务实的“平衡外交”，在大国之间寻求战略自主，并为半岛的和平与统一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套长期战略的实施，需要韩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和政治精英的智慧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