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本文作者达林太老师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组织化—去组织化—再组织化”的演变。尤其是在2005-2011年间因为税费改革，乡村经历了“彻底去组织化”，难以有效承担起整合乡村社会的功能，同时去小农化的规模化经营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分化和分层日益严重。这些也为后续的再组织化埋下了精英垄断的暗伤。虽然学界诞生了“悬浮”“混混治村”“精英俘获”这样有影响力的学术概念，但几乎没有人像达林太老师这样如此直白地告诉我们乡村分层状况，以及其所造成的治理困境。
这篇文章凝聚了达林太老师和研究团队于2004-2023年的田野调查经验，覆盖全国9个省、30多个县、252个乡村，从东部到西部，从农田到牧区。调研团队细致分析了乡村富人阶层、中上农阶层、灰色阶层、中农阶层、中下农与贫民阶层在土地流转、乡村项目、乡村治理中的位置和作用，揭示了乡村治理中“资源垄断铁三角”（富人+中上农+灰色阶层）问题和“中农阶层弱化”的现象。其后果是，“铁三角”精英联盟替代农民成为市场与国家的对接主体， 具有“普惠性”目标的政策在实践中被精英联盟消解，大量集体收益流向少数人，加剧乡村社会撕裂，动摇再组织化的合法性根基。
这份厚重的研究报告不是揭露一个截面问题，而是以系统性、整体性分析提出乡村再组织化的痛点，在此基础上提出摆脱困境的方法，透露着作者为乡村振兴真诚思考的拳拳之心，非常值得关注乡村振兴的同仁们阅读、讨论、争鸣。
作者｜达林太：内蒙古楚日雅牧区生态研究员；乌力吉图：内蒙古财经大学助理研究员
责编｜王木头、阿大、海东青
后台排版｜童话
陈惠方《沪派江南——新元圩田农耕图》| 图片来源：首届中国乡土绘画（农民画）作品展，美术杂志社
一
引 言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新时代改革发展总目标的背景下，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临“政策悬浮”与“精英俘获”的核心矛盾，其治理实践陷入多重困境：一方面，农产品价格“天花板”与生产成本“地板”双重挤压，农村资源活化缺乏制度支撑；部分地区过度依赖资本下乡，进一步加剧乡村社会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乡村青壮年人口外流导致在地产业发展乏力，叠加基层治理资源不足，使得乡村治理呈现“悬浮型”特征——政策难以落地、服务难以触达、需求难以响应。
注 释
“精英俘获”这一概念最早源于经济学领域奥尔森提出的“利益集团俘获”范式，后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多领域广泛应用。在中国乡村治理语境下，它指的是农村项目发展进程中，地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精英对项目分配、实施、管理等环节进行支配或侵占的行为 。
如何破解这些困境，推动乡村治理模式适配国家治理框架、土地制度匹配乡村发展需求、集体经济融合市场经济逻辑，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实施的关键议题。本文提出的“分利秩序—制度空转—社会撕裂”分析框架，试图揭示精英联盟如何通过非正式权力网络扭曲政策执行，为破解困境提供新视角。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乡村治理的特定时期（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脱贫攻坚阶段等）或单一维度（如土地流转、精英治理），却缺乏对1949年以来乡村治理历史脉络的整体把握，这不仅导致研究呈现碎片化特征，更难以揭示乡村治理演变的深层逻辑与当代启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以1949年为制度起点、2012 年为再组织化转折的“长时段历史分析”，并结合涵盖9省分层抽样经济梯度考量的田野调查方法论——通过将乡村治理置于1949年至今的历史坐标系中，完整梳理其“组织化—去组织化—再组织化”的演变轨迹。这一研究设计不仅能弥补既有研究“重局部轻整体、重短期轻长期”的局限，更可从历史经验中提炼乡村振兴的“制度基因”，为当代乡村治理困境提供历史参照。基于此，本文围绕三大核心研究问题展开：
乡村振兴的历史基因是什么？1949年以来乡村治理的阶段性经验（含土地制度、集体化逻辑）对当代有何启示？
如何通过再组织化实现乡村有效治理？面对“精英抵抗”“富人垄断”，如何平衡国家引导与乡村自主性，打破精英联盟“资源垄断铁三角”？
行政推动治理与土地改革时，如何维护贫弱农户利益、防范集体经济行政化与政策“一刀切”，同时保障乡村内生动力？
本文以中国乡村治理历史实践为根基，提炼本土经验与“中国道理”，为未来数十年乡村振兴，构筑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基础框架。
二
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
一个长时段视角
中国乡村组织化的宏观研究脉络，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丰富图景。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为理解乡村变迁提供了深邃的分析框架；费孝通、梁漱溟等学者则奠定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本土根基，其中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强调礼俗重建的价值，以及村庄作为乡村研究基本单元的重要性。进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维度，徐勇、周飞舟分别提出“家户制”与“家国一体”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关系的本土特性。
在集体化研究领域，学界形成两条核心路径：一是以杜润生、陈锡文为代表，聚焦土地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国家主导性；二是折晓叶通过研究发达乡村的乡镇企业发展，揭示了集体产权创新性重构。而在小农经济的相关争论中，恰亚诺夫的“生存逻辑”与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形成对话，姚洋指出小农经济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显著的适应性，杨团则进一步指出，小农经济并非传统认知中“落后、僵化”的经济形态。
当代研究视角逐渐转向“城乡中国”议题：刘守英提出乡村转型具有不可逆性；渠敬东等则通过对乡镇企业的再审视，探索集体制在现代产业发展中的可能性；杨团通过战旗村案例，提出发展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出路。整体而言，这些研究共同勾勒出中国乡村组织化，从传统共同体到现代治理体系的复杂演进轨迹，其核心始终围绕国家、集体与农民三者关系的动态调适展开。
当前中国乡村振兴面临的核心困境，聚焦于基层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土地等关键资源过度集中，配置效率低下；集体经济尚未有效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核心引擎。破解这一困境，需从历史传统中汲取智慧——发展村庄集体经济并非简单回归公社体制，而是基于中国乡村历史演化规律的制度选择。黄宗智亦从历史与实践层面，印证了这一制度选择的合理性。这为当代乡村振兴的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参照。
（一）组织化阶段（1949-1978）：集体化与国家渗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土地革命、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建构了农村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组织化。此阶段，集体化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导向，塑造了以村庄集体为基础的社会基本单元，标志着国家通过制度设计，将分散小农强制纳入组织化轨道。同时，该阶段也注重于农民个人能力建设。
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以集体化为核心，国家权力深度渗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在国家和基层建立起高度互动且协调一致的组织，构建了党对乡村组织体系的全面领导机制。尽管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用政治运动推进政策执行等问题，但其在应对灾难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现出个体经济与社区互惠经济难以比拟的制度优势，其效能显著优于同期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乡村治理模式。
冯一鸣创作于1954年6月的《开掉田埂大家就成一家人》宣传画 | 图片来源：杨开泰KaiTaiYang
考察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体系，1949年后土地改革，至1979年《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的决定》颁布期间，国家通过渐进式协调机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系统性整合，此过程被华尔德界定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化”，而该整合状态在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才随国家力量渗透减弱发生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此阶段的治理实践，以颠覆重构传统社会经济制度为基础：既通过土地改革满足农民土地诉求，将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普通农民；又沿集体化路径推动土地资源重新集中，在回应个体利益的同时，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型。这一阶段的主要制度遗产：集体统筹土地与劳动相结合的经验，以及政治运动的深刻教训。
（二）去组织化阶段（1979-2004）：市场化与原子化
1979年“地主富农摘帽”决定的出台，标志着阶级斗争式治理的终结，基于阶级身份的管控机制随之瓦解，乡村社会的身份平等格局逐步形成。这一阶段的重要制度变革中，1980年广西合寨村诞生了首个村民委员会，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中国乡村治理由此进入村民自治的制度化阶段，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与基层减负的重要实践。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的废除及户籍制度的松动，不仅重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标志着去组织化进程的开启。这一时段，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三大结构性转变。
1、要素自由化
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农民获得了职业选择与流动的自由，跨区域大规模流动现象随之涌现，但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导致乡村空心化与城乡差距扩大，乡村社会逐渐走向原子化，形成了一边是富裕城市、一边是衰败乡村的局面。
2、治理转型
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标志着国家通过“政社合一”深度控制乡村的模式终结，取而代之的村民自治制度虽由国家推动建立，但核心是将部分基层治理权，让渡给村民自主行使。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理论上承担着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矛盾调解等职能，而非国家行政体系的延伸。这一制度试行中，未能有效解决基层治理问题，还面临着人口外流与权力异化的困境。依据该法，村书记作为乡村政治权力的核心掌控者，逐渐成为基层权力结构的中心节点。
3、财政困境
农业公共性的凸显与地方财政压力叠加，导致农民负担加重，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逐渐下沉，在地方财政压力下，基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质量下滑。农民需更多依靠自身，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公共需求，这最终引发了农业税改革。
同时，从社会整合的力度来看，国家不再通过“单位化”的集体组织，全面介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劳动、集体福利、政治学习等整合机制逐步消失，农民的社会交往、利益联结更多基于家庭、宗族或市场关系，而非国家主导的集体网络。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本质上是国家权力从乡村渐进退出的过程，国家通过法律框架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政策引导维系对乡村的影响。但直接嵌入农民生产生活的力度显著减弱，为乡村社会留出了更多自主空间，同时也埋下了治理效能不足的隐患。村民自治制度虽已建立但治理效能受限，最终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化的“弱组织化”治理格局。这一阶段的主要制度遗产：“村民自治”的自主尝试及其局限性。
2000年3月8日，李昌平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朱镕基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基层情况，后著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 | 图片来源：中诗报
（三）彻底去组织化阶段（2005-2011）：税改后的治理真空
如果说改革开放至2004年，中国乡村社会已呈现原子化与空心化态势，那么农业税的取消，则进一步弱化了国家与农民的联系。原本以农业税为载体的政治权力纽带消失后，国家与农民的直接关联被大幅削弱，农民的合理诉求缺乏高效传递渠道而逐渐沉积，乡村治理由此陷入“国家上浮、基层下陷”的困境。伴随大规模撤乡并镇，基层政府的工资与办公经费来源，从依赖农业税收缴，转变为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这一变化使得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利益联结进一步松动。尽管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推出，试图缓解上述问题，但基层政权的去组织化趋势仍在加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精英与灰色势力结盟的现象，直接阻碍了国家政策在基层的有效落地。
农业税减免让中国乡村社会治理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基层政权的职能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这一阶段，基层干部的考核指标集中在计划生育与党员发展工作。由于乡村青壮年大量外出，村支部书记为完成党员发展任务，往往选择亲属或易于协作的对象入党。这种做法长期延续后，导致部分村庄形成以村书记为核心的宗派势力。
注 释
内蒙古某县一位乡党委书记在2006年召开乡级两级干部会议时，向各村党支部书记明确表态了党员发展激励政策：若各村次年完成1名党员发展任务，将给予1吨扶贫煤作为奖励；若在此基础上再额外完成1名党员发展任务，将再奖励1麻袋扶贫衣服。这一激励政策一直持续到2012年。（2016年访谈一退休的乡党委书记）
与此同时，中央在此阶段实施“少取、多予、放活”的政策方针，随着涉农项目资源不断增多，部分在外完成资本积累的精英阶层开始返回乡村，他们通过非制度化途径，进入村委会并担任村主任，进一步重塑了基层权力结构。这种“富人治村”与“宗派掌权”的交织，使得基层权力运行偏离公共利益轨道。
学界通常将农业税减免后，至十八大召开前称为后税收时代。这一时代以来，乡村虽已建立新的基层组织系统，也出现了协会、合作社、农业公司、联合社等新型组织，但多数组织尚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化运作机制，难以有效承担起整合乡村社会的功能。同时，中国乡村出现去小农化的规模化经营趋势，社会分化日益剧烈，传统社区的熟人社会特质逐渐消解，社会分层也极为严重。而乡村宗派、精英阶层与灰色阶层的相互勾结，阻塞了国家与基层连接的下行通道，导致基层政权失去了对乡村社会的组织与动员能力，陷入彻底去组织化的状态。因此，后税收时代实质上是中国乡村的彻底去组织化时代，这一阶段的治理真空，为再组织化埋下了精英垄断的伏笔。这一阶段的主要制度遗产：“税改后治理真空”的教训。
与大部分村庄“治理中空”情况不同的是，自1976年成立存续至今的嘎措人民公社，至今仍能够为村民提供年终分红，并设置了牧民退休制度、免费医疗救助等公共品 | 图片来源：食物天地人
（四）再组织化阶段（2012至今）：国家主导与结构性矛盾
2012年十八大召开，标志中国乡村进入“再组织化”阶段，国家以城乡发展一体化解“三农”问题，从制度、建设一体化及“四化”同步发力，推动城乡要素交换与公共服务均等，借壮大集体经济等促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2022年健全乡村振兴制度政策体系，建立现代乡村治理体制，强化党组织核心作用，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完善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的机制；派第一书记帮扶薄弱村，提升小农户组织化。
2025年初《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聚焦健全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保障资源要素流向乡村，目标2027年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农业农村现代化升级，从顶层设计夯实再组织化基础。
然而，乡村再组织化进程仍面临显著阻碍。叶敬忠指出，基层抵抗与制度不完善是两大突出症结：在基层，乡村精英联盟常利用制度缝隙，抵制国家政策渗透。例如借助《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中“村支书由村党员选举、村主任由村民选举”的规则设计，形成对国家政策渗透的调控与阻滞。这直接导致乡村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的集体开发受阻。
与此同时，受乡村再组织化未完成的影响，国家出台“生不增、死不减”的土地承包政策。该政策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长远发展与乡村再组织化视角审视，弊端逐渐凸显。刘守英认为，这一固化土地政策严重阻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随着乡村产业结构调整、规模化经营需求增长，土地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无法依据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动态，实现合理流转与集中利用，进一步加剧乡村再组织化进程的艰难程度。
针对上述困境，学界提出相关突破思路：毛一敬等建议，从农民组织化再造的内生机制层面发力，通过返乡能人带头、借助仪式性活动唤醒农民共同体意识。但该观点存在理想化成分。
注 释
笔者基于2004-2023年全国9省252村的跟踪调研，发现两个现象：其一，对于基层政府而言，若采取强烈的组织化措施，往往会触及违反《村民自治组织法》边界；其二，返乡的年轻人大多未能融入村“两委”，自然也就缺乏相应的话语权。
此外，周飞舟通过对儒家文献的阐释，发现了“推”的基本原理和实践路径，“推”的本源是“孝”，“推”的机制是“敬”，基本理论可以总结为因性立教、由爱生敬和以敬推爱，以此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村集体经济的壮大让土古洞村拥有了新的顺口溜——走进土古洞有四多，一是姓氏多，二是好山好水长寿老人多，三是大学生多，四是打工族多。图为土古洞村开展敬老爱老活动 | 图片来源：食物天地人
总体而言，乡村再组织化是中国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工程”，其进程既体现国家战略对乡村治理形态的塑造，也受制于基层社会的结构惯性与利益博弈。推动乡村再组织化，破解进程中的困局，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组织支撑。
三
再组织化现实困境：
“分利秩序-制度空转-社会撕裂”的分析
“分利秩序—制度空转—社会撕裂”是理解乡村再组织化困境的核心框架。分利秩序指地方精英借自治权限，操控规则、垄断资源谋私利，阻碍国家权力渗透；制度空转是其直接结果，国家再组织化政策因分利联盟抵制、扭曲，陷入“文本有效、实践无效”；社会撕裂为深层后果，政策惠及不足致村民信任下降，引发利益对立与情感疏离，破坏再组织化基础。三者呈递进逻辑：分利秩序为起点，制度空转为传导环节，社会撕裂为最终结果，共同制约乡村再组织化。
十八大召开之后对乡村一系列举措，标志着乡村由此进入再组织化过程。然而，再组织化实践中面临着多重结构性矛盾。《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18年修订，试图通过“三权分置”破解土地治理难题，但在实践中仍存在集体所有权虚化、经营权流转受限，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委会强制流转等问题。在生态资源开发和保护领域，由于产权模糊和利益分配机制缺失，陷入了“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的双重困境。
有学者指出，当下的乡村治理与税费改革时期的“悬浮型治理”有所不同。新阶段更加强调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三变”改革等组织创新。但也有学者警示，若不能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机制，可能会重蹈“行政吸纳社会”的覆辙。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核心困境，“行政化过度”并非核心矛盾，而是国家对乡村的渗透不足——在国家试图强化对乡村渗透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地方精英联盟，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抵制。基于此，在推进乡村再组织化进程中，既要思考如何强化国家对乡村的弱渗透，更应注重通过激活社区内的社会资本为治理赋能。
（一）精英联盟的权力梗阻与“分利秩序”的形成
再组织化的核心，是重构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结构，但当前乡村社会的结构化分化，催生了精英联盟，其权力运作逻辑，直接阻碍了组织化进程的良性推进。
1、乡村社会分层：再组织化的结构性障碍
基于作者的乡村调研资料（2004-2023），该资料覆盖全国9个省、30多个县、252个乡村，累计受访5314人，采用分层抽样：每省覆盖3个经济发展梯度县域，每县随机抽取8-10村，问卷有效率92.7%。当前中国乡村治理正面临资源分配不均，与基层权力异化的双重困境，而乡村社会阶层分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
注 释
笔者对“组织化”概念的关注，始于2003年开展民族经济研究之时。在后续的民族经济研究过程中，稳定、冲突等与“组织化”相关的变量逐渐进入研究视野。而一系列具体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深化了笔者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起初，笔者认为这类事件的发生，根源在于民族地区存在的“去组织化”问题；但2011年广东wukan事件的出现，让笔者意识到 “去组织化”现象或许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地区，而是蔓延至全国乡村社会。基于这一认知转变，结合此前在民族地区积累的调研经验，笔者决定将研究视野从民族地区拓展至中国农业区，开展更为系统性的调研。2012 年，笔者正式制定调研计划并设计调研提纲，调查问卷。调研整体按照“民族地区（草原牧区）”与“非民族地区”两大类型划分，同时兼顾不同地区的东西部区位差异、发展状况及地理特征。
具体调研范围如下：民族地区：覆盖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青海省的部分民族区域，以问卷调查形式开展研究；非民族地区：涵盖西部的重庆市、陕西省、湖北省，以及东部的山东省、江苏省，同样以问卷调查为主要调研方式。此外，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笔者还针对部分省（自治区）的特殊区域开展典型调查，具体包括广东深圳乌坎、山西永济、浙江慈溪、四川成都战旗村、河南兰考县、甘肃平凉、新疆和静县、云南德钦县等。
表1 乡村社会分层及权力-资源关系（2004-2023），数据来源：作者2004 - 2024年全国9省252村跟踪调研（N = 5314）
由表1可见，各阶层在权力、资源、空间与利益获取上呈现显著分化：
富人阶层：以经济资本为主导，通过“城市居住+乡村资源占有”的空间分离模式，实现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垄断，同时凭借资本优势，成为国家项目的优先获取者，充当资本下乡的代理人。
中上农阶层：依托“政治—复合经济”（村两委）身份，通过集体资源控制与灰色合作机制运作，居住于县城和乡村的他们，兼具政策项目承接者、制度执行者（乡村治理参与）与分利者的三重角色。
灰色阶层：依赖暴力或非正式权力，以“城市居住+乡村利益攫取”的模式，通过解决基层矛盾、承包政府工程获取利益，成为基层秩序的潜在破坏者。
中农阶层：作为乡村社区的实际居住者，以适度规模经营与社区互助为支撑，获取有限补贴，承担“新乡绅”的协调功能，是基层治理的天然缓冲层。
中下农与贫农阶层：缺乏组织化权力，长期居住于乡村，仅能获取边缘性补贴，成为政策悬浮的直接对象，难以分享乡村发展成果。
这种结构化分化，直接导致富人阶层与灰色势力联盟，通过空间隔离（城乡居住分化）与资源垄断，弱化了正式制度对基层社会的约束效力，进一步加剧再组织化的推进难度，普通农民群体被排除在发展体系之外，为基层治理困境埋下伏笔。
2、精英联盟的权力运作与制度异化
富人阶层、中上农阶层与灰色阶层构成 “资源垄断铁三角”，形成闭环式利益分配体系。其运作特征可通过表2进一步明晰：
表2 精英联盟三大阶层的权力-资源特征（2004-2023），数据来源：作者2004 - 2024年全国9省252村跟踪调研（N = 5314）
具体而言，其运作呈现三大特征：
富人阶层的空间分离模式：以工商企业或家庭农牧场为载体，通过大规模土地流转掌控自然资源，呈现“城市居住+乡村资源占有”的空间分离特征，与中上农阶层形成稳定合作关系，共同经营经济组织以优先获取国家项目资源。这一模式实质是土地资源资本化过程中的精英俘获。
中上农阶层的双轨属性：兼具政治身份与经济属性，既通过村两委职位控制集体资源，又与灰色阶层合作承接国家项目，居住空间呈现“县城-乡村”双轨特征，既保持对基层治理的直接影响力，又通过向上流动规避乡村治理责任。成为连接国家政策与精英利益的“中介”。
灰色阶层的非正式权力介入：作为乡村非正式权力的载体，虽不直接经营土地或草场，但通过为精英阶层解决土地纠纷、项目阻工和贫民上访等基层矛盾获取利益，并垄断政府主导的乡村改造工程。反映出基层正式制度执行真空的治理困境。
精英联盟的权力运作，直接导致多重制度异化，具体表现为：
“项目制”治理的分利化：精英联盟通过“项目制”治理的弹性空间截留国家资源，形成贺雪峰所述的“分利秩序”——借助项目申报、验收、资金拨付等环节的信息差，将普惠性政策转化为精英群体的专属利益，有的地方的支农转移支付项目，项目剩余在20%-60%之间。
注 释
上级单位审批立项支农的转移支付项目，在推进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往往会逐步形成不同层级的利益群体（即“分利阶层”）。这些群体通过项目所获取的额外利益，通常被俗称为“项目剩余”。通过对部分转移支付类项目的价值链进行追踪分析后发现，这类项目产生的“项目剩余”占比通常在20%到60%之间。进一步的判断标准是：若某个项目的“项目剩余”占比达到50%以上，那么该项目从实际效用来看，已失去了其原本应有的使用价值（即项目核心目标难以实现，资源未有效投入到建设本身）。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工具化：精英联盟借助“双轨选举”机制，村支书由党员选举、村主任由村民选举，构建非正式权力网络。内蒙古某县调研时发现，当地一位村支书已任职40余年，年近70岁，在历次村书记选举中均以最高票连任。课题组绘制的村党员网络图显示，该村74%的党员属于近亲或姻亲关系，这一现象或与其长期任职、形成紧密的亲缘关系网络有关。之后，上级党委与该老支书协商，劝其退休，并由其女儿接任村书记一职，这一安排也延续了当地权力结构与亲缘网络的关联，将民主选举权利转化为巩固垄断地位的工具，显著弱化政策执行效力。
扶持政策的套利化：国家对合作社、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通过“包装申报—项目验收—资金截留”链条异化为分利渠道。在某省某地的调研中发现，当地一家企业存在明显的折晓叶所言的“伪组织化”运作现象：该企业先后成立养殖协会、合作社、联合社、农业公司、家庭农场等多个组织，凭借这些主体累计获得政府项目资金约1800多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多为“形式化主体”，如仅具表面架构的合作社、虚假运作的联合社，其能够顺利完成登记注册与项目申报，核心依赖村两委的支持 。若缺乏村两委助力，这些主体基本无法通过登记审核与项目申报环节。然而，这些依托政府项目资金成立的组织，普遍存在“短期存活”问题：项目申报成功后，大多仅运营两三年便宣布失败，而国家投入的项目资金，最终多以“工程项目剩余”的名义被相关方实际占有。此外，2023年对某村的专项调研进一步印证了此类治理案例：该村富人阶层在5年间获取的政府项目份额，占全村项目总量的57%-61%，呈现出明显的“精英垄断”特征。
上述现象共同构成了典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运作”治理悖论，即表面上遵循政府项目申报、审批等正式制度流程，实际运作中却形成“政府—项目—精英”的联盟，通过“项目截留（剩余）”的方式，构建起所指出的典型“分利秩序”——资源向少数精英群体集中。最终导致三重治理矛盾凸显：一是“再组织化”政策目标与“伪组织化”结果的背离，二是“乡村振兴”普惠性承诺与选择性受益的冲突，三是基层民主制度形式化——选举程序合法性掩盖实质利益输送，造成“制度仪式化”现象。
3、“资源垄断铁三角”理论拓展
表3 精英俘获理论与资源铁三角理论对比，数据来源：作者2004-2024年全国9省252村跟踪调研（N=5314）
相较于聚焦经济精英单向主导治理、侵占公共利益的“精英俘获”理论，本文提出的“资源垄断铁三角”（富人+中上农+灰色阶层）显著拓展了精英权力结构分析维度（表3）：主体上突破单一经济精英核心，纳入握有政策执行权与本土资源的政治精英（村两委，即中上农）、凭非正式权威充当中介的灰色阶层，三者形成“资源互换-风险共担”的闭环权力结构；运作逻辑上摆脱经济精英单向攫取资源模式，呈现中上农向富人倾斜资源，并借灰色阶层压制农户诉求、富人回馈利益巩固支持、灰色阶层获取中介收益的多维协同特征，权力渗透更隐蔽稳定。
该框架既回应“精英俘获”对权力失衡的关注，又补充政治与非正式权力角色，能更全面揭示当代乡村精英联盟结构，为破解“精英抵抗”提供精准理论参照。
（二）中间阶层弱化与底层失语：再组织化的社会基础流失
1、中农阶层的双重功能与弱化风险
中农阶层以家庭经营为基础（通常雇工1人），通过流转或承包土地（草场）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是乡村社区的实际居住群体，承担着双重治理功能。
利益协调功能：为中下农、贫农提供就业机会（长期雇工主要来源），帮助其表达利益诉求，成为涉农补贴的基层分配枢纽。
治理缓冲功能：凭借社区权威地位形成“新乡绅”特征，构成基层治理的天然缓冲层，印证黄宗智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农阶层作为“中间阶层稳定器”，其存在可降低社会冲突风险。
但当前中农阶层正面临精英联盟的持续挤压，印证了黄宗智提出的“去小农化”悖论：资本下乡与精英垄断，导致中农经济自主性与社区影响力弱化，“新乡绅”角色从“协调者”退化为“依附者”。以陕西省某村为例，2014-2024年跟踪调研显示，受政府光伏项目征地、资本下乡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等因素影响，中农阶层占比从31.3%降至19.62%，且出现2户3人向下流动至中下农阶层的情况。
更深层次来看，乡村治理中“中农阶层弱化”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治理困境，并使乡村治理失去关键的“最后缓冲带”。中农阶层作为连接乡村顶层设计与底层需求的重要纽带，其影响力减弱，直接导致政策落地出现“断层”。以土地延包政策为例，本应通过民主协商推进的环节，因中农阶层及底层群体无法有效参与政策制定与讨论，沦为少数人主导的流程，最终造成“制度空转”，反而为“正式制度非正式运作”提供了更大空间，形成“分利秩序”与“制度空转”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2、中下农与贫农阶层的边缘化处境
中下农与贫农阶层作为乡村社会的底层群体，或依赖土地自给与外出务工，或因老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部分成为常年上访户），其生存状态呈现三大特征（见表4）：
表4 中农与底层阶层的权力-资源对比（2014-2024），数据来源：作者2004-2024年全国9省252村跟踪调研（N=5314）。表中“向下流动”“流入”均指阶层间的垂直变动，数据统计已排除自然死亡等非阶层流动因素。
权力缺失：缺乏组织化权力，难以参与资源分配过程，在土地流转、项目申报等关键事务中无话语权。
福利边缘：仅能获取边缘性补贴或低保，例如部分乡村诊所为该群体提供的药品多为过期低价药，小超市中充斥“康帅博”等仿冒食品，反映政策执行的“悬浮性”（详见后面相关论述）。
抗争失效：在结构化权力压迫下，斯科特笔下“弱者的武器”（如消极抵抗、流言等）趋于失效，陷入被动接受状态，部分群体因诉求无法传递，逐渐沦为“无法返回乡村、长期定居城市贫民窟”的边缘者。
（三）治理异化的根源：再组织化的合法性危机
1、空间剥夺效应与权责失衡
乡村精英阶层在向城镇迁移（如表1、表2中“城里/县城居住”数据所示）的过程中，并未脱离对乡村资源的掌控，反而通过远程操控持续攫取土地、生态等核心资源，形成“空间抽离式剥削”。具体表现为阶层间的资源获取差异：富人阶层以低价收购农家猪、溜达鸡、小杂粮等乡土生态产品，将其用于馈赠亲友或自我消费，以“食用农家饭”为荣；而底层农民（尤其是失去土地耕种能力的群体），却只能通过乡村小超市购买转基因粮油、工业化生产肉鸡，甚至面临“康帅博”仿冒方便面、过期低价药品等劣质消费资源，两类群体在食品获取方式、品质及消费权益上形成鲜明反差。
注 释
笔者在多个省份的乡村调研中发现，乡村诊所提供的药品多为物美价廉的过期药品（当问及价格为什么这样便宜时，诊所从业人员所言），据当事人反馈，这类药品的药效尚可；此外，笔者与学生在某村小超市购物时还发现，售价仅2元的桶装“康师傅”方便面（同类产品在城市售价通常为4-5元），在驻地冲泡时才发现实际是“康帅博”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富人阶层常以食用农家饭为荣，而乡村贫弱阶层却不得不消费流入农村的工业生产食品，形成鲜明的消费反差。
从社会分层维度分析，富人与乡村贫弱阶层的消费差异，本质上是阶层资源占有不均的体现——富人能低价获取乡村优质生态产品，而失去土地或资源有限的贫弱阶层，既无法自主生产优质食品，又难以获得与城市同等的消费权益，进一步凸显了乡村内部的阶层分化和撕裂。
乡村小超市各种工业化的仿制食品
图片来源：江西市场监管
这种剥削的本质，是“资源占有权”与“社区责任”的严重失衡。精英阶层通过城镇化迁移，规避乡村公共事务责任，如环境治理、养老服务等，却凭借对乡村资源的产权控制持续获取收益，形成“无责任的利益攫取”模式。这种权责错配，不仅进一步固化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乡村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与撕裂，更直接侵蚀基层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动摇乡村再组织化的根基。
2、治理基础侵蚀与制度空转
占人口多数的中下农/贫农被排除在资源分配体系之外，导致基层政权的社会基础不断弱化。叶敬忠所述的类似的制度空转，在此体现为：国家政策名义上覆盖全体农民，但实际受益群体被精英联盟选择性筛选，普通农民成为“名义受众”。国家、市场、农民的三方契约因农民组织化不足而失衡，精英联盟替代农民成为市场与国家的对接主体，导致政策执行偏离普惠目标。例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强调的“普惠性”目标在实践中被精英联盟消解，大量集体收益流向少数人，加剧乡村社会撕裂，动摇再组织化的合法性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