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浪淘沙

（一）新门罗主义

1月3日，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现任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被带走，美方声称这是一场“联合缉捕”，特朗普甚至放话要“暂时由美国来运行这个国家”。要读懂这次袭击，首先要从门罗主义和特朗普的“新门罗主义”讲起。

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向欧洲列强喊话，宣称新世界的事务不容旧世界干预。那时的美国，还没有现在这般强大，说这话更多是在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但后来，美国越来越强大，这套话语也变了味。到了20世纪初，老罗斯福直接补了一句：如果美洲国家治理失败，美国有责任出面维持秩序，把“国际警察权”引入门罗主义的内核。

这等于说，美洲这块地盘，归美国看着。你老欧洲抓不了的人，美国可以抓；你老欧洲干涉不了的政权，美国可以干涉；你老欧洲占不了的殖民地，美国可以占。先斩后奏，霸权特许。这，就是门罗主义。

二战与冷战时期，门罗主义一度被冷藏，但没被丢弃。美国当时更关注欧洲、中东、亚洲，对拉美采取了一种“默认服从”的态度。但到了特朗普上台，推出了鲜明的“新门罗主义”路线，即“全球战略收缩与大美洲战略”：特朗普不再追求全球霸权，而是开始重组优先级，尤其从亚太和中东开始收缩。

特朗普式典型的商人思维：世界太大，维持霸权成本太高，远的不如近的值当管，所以他干脆把西半球重新摆上战略重心。在白宫公布的《2025国家安全战略》中，特别提出要在美洲“重建决定性优势”，要加强海岸警卫队和海军存在，要控制毒品通道、非法移民路线和关键资源点。

美国不再试图成为“全球的管家”，而要变成“自己家这条街的治安队长”。哪怕这条街上的人不认这个头衔，也要让他们在恐惧和利益中学会“配合”。说白了，就是焊死后门，再把邻居家洗劫一遍。

为什么第一个拿委内瑞拉开刀？首先，马杜罗是查韦斯主义的继承人，在美国政界早就是个“老敌人”。他不仅对美国态度强硬，而且国内经济失控，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高涨。

更关键的是，委内瑞拉石油资源非常丰富，让美国垂涎欲滴很久了。近年又逐渐向俄罗斯、中国等非西方力量靠拢，早就被白宫列进了“后院敌人”第一号威胁。

从美国国内视角来看，是美国政治周期的需要：打击贩毒、控制边境、整顿移民，这些议题在选举年具有极高的煽动性。特朗普团队在战略报告里专门提出一套“跨境执法理论”：认为当某些国家行为人涉及贩毒恐怖主义时，美国可以绕开传统引渡机制，直接动用军事手段协助缉捕。没有比“亲手抓走一个毒枭总统”更能说明他的强硬了——哪怕这个总统实际上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现任元首。

特朗普的战略收缩往往被误读成温和化的代名词，仿佛撤出意味着谨慎，减少部署就等于告别干涉。这次委内瑞拉事件却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收缩可以是重新聚焦，也可以是选择性强压。

这种政策不再寄望长期驻军，也不谋求持久占领，而是瞄准一个核心目标：快速更换领导人，打通资源通道，稳住边境压力，恢复外资信心。一套极简的干预方案：敌我识别——战术压制——政治替换——结构协同。这是21世纪版本的“精准霸权干涉”，清晰、利落、无需修辞，只需要一句“够不够清楚”。

（二）另一条新闻

我们要结合这条新闻来看：8月6日是日本挨核弹纪念日，这是令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欢欣鼓舞的大喜事。然而在去年，日本挨核弹八十周年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却在声明中称：“八十年前的8月6日，美国和日本结束了太平洋地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这句恶毒的发言非但歪曲了历史的真实进程，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消解了人类对正义与罪恶之间界限的基本认知，堪称一种隐性的历史虚无主义。

曾经，美国以《联合国宪章》的缔造者自居，以反法西斯胜利国的身份参与全球秩序重建。它推行规则、倡导程序、限定暴力。但如今，它自己开始拆解这些约束，首先在后院动手，其次在语言上松动正义的界限。当一个国家同时拥有战略压制力与叙事主导权，它不仅能够重塑他国的政权形态，还能预设全球对其行为的道德容忍度。马杜罗被押送出境，不仅是一国主权的终止，也是整个国际法体系一次难以修复的撕裂。

我们必须严正指出：1945年8月6日只是战争“向终结迈进”的关键节点，而不是战争的终结本身。真正的结束，是日本在8月15日的无条件投降，是盟军在9月2日接受其签署的降书，是东京审判上一次次对法西斯罪行的揭露与清算。把历史缩减为一个原子弹爆炸的时间点，无视战争责任方、无视战败国的侵略事实，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篡改，更是一种政治性的叙事操控。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表述不仅掩盖了日本作为战争发动者的身份，还模糊了“侵略者”与“反法西斯联盟”之间的基本立场划分。如果战争可以被理解为“两国之间的悲剧”而非“侵略与反侵略的正义斗争”，那么南京大屠杀是否也可以被简化为“战争造成的悲剧”？慰安妇制度是否也可以被归为“历史背景下的文化误解”？731部队的细菌实验是否也可以被视作“科学探索的悲剧后果”？如此类推，人类为维护正义而付出的牺牲，就在一纸温和措辞中，被悄然抹去。

这种话术的背后，是“去政治化”的历史叙述策略，是将战争悲剧等价于自然灾害，是对责任方的解构和对道义评判的取消。这种“谁也没错、大家都很惨”的温情化倾向，看似超脱、理性，实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温床——它剥夺了后人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可能，也为未来的战争贩子开辟了模糊道义的庇护所。

我们不否认原子弹带来了战争的终结契机，也不否认和平来之不易的价值，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清楚这场战争的正邪立场。是日本军国主义挑起战争，是他们在亚洲犯下滔天罪行，是他们将整个太平洋变成血海。而美国虽然以原子弹手段结束战争，其行为仍处于反法西斯阵营的一环。现在若连美国也开始模糊日本的责任，那不仅是对历史的背叛，更是对千千万万死难者的侮辱。

这种表述对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广大受害者们，其历史记忆的一种“再度剥夺”，而这个受害者其实也包括当年美国军民。南京的档案、慰安妇证词、细菌战证据、东南亚的集中营遗址、珍珠港的沉船……都曾在东京审判期间被系统呈堂，构成了“谁对谁错”的公共证据库。把战争讲成“美日共同结束的毁灭”，等于在纪念的日子里把这些证据从叙事中心移走，让受害者再次被边缘化。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涂改的叙述拼图，而是一部写满血与泪的真实账簿。我们要纪念战争，不是为了装点纪念日的仪式感，而是为了时刻警醒：正义不能被淡忘，罪恶不能被洗白。和平不是一句话的终结语，而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之后，才能换来的成果。

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左”和“右”，网上90%的人都搞反了》强调这个问题，还把它置顶了，因为非常重要：什么是法西斯？为什么法西斯是极右翼？为什么说法西斯破坏了几乎所有人类最美好的共识，已经成为了从自由主义到共产主义甚至保守主义共同的敌人？

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情联合起来谈？美国越境“执法”抓人，不再遮掩其对主权界限的蔑视；而对广岛的纪念措辞，则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变化已深入语言系统本身——那些在历史中艰难划下的善恶边界，被技术性语气一笔带过。从行动到话术，一个共通的价值姿态正在形成：如果事情可以用“安全”“效率”“责任”这类词语包装，那道德判断就可以暂时搁置。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变化并不是美国独有，它已经成为全球保守化趋势中的主导语法。右转的不只是政策，更是政治意识的基础设定——世界越复杂，人们越倾向于用更简单、直接、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于是边境修墙、族群割裂、性别对立、历史淡化、意识形态重写，统统开始被视为“务实”之举。

这种务实感的代价，是过去几十年里人类努力建立的那种制度自觉、历史反思与对力量边界的共同警惕。这种右翼力量一旦在最有能力也最善于叙事的国家率先常态化，就很容易在全球复制传播，形成新的合法性链条。届时，国际秩序将从未完成的“规范治理”，退回为“高效率分区管理”，不再讲规则的普遍义务，而只强调力量与归属。

所以，当美国一边越界动武，一边在语言上“中性化”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不只是破坏秩序或羞辱记忆那么简单，而是亲手抹掉自己当年奠定的一整套价值根基。从诺曼底到联合国，从东京审判到《联合国宪章》，那个战后美国曾亲自参与建立的框架，正在被它自己一刀一刀削去骨架。如果正义连回顾都不再被认真说出，那它在现实中的生效空间也就不再被认真维护。

这不是某场战争的终结方式出了问题，而是正义观念本身开始不合时宜。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和否定八十年前的广岛的正义原子弹，不在两个时间维度里，而在同一个叙事折断点上：一端是强者选择何时动手，一端是强者决定如何讲述历史。这才是我们真正站在的岔路口。

（三）什么是“反法西斯”

必须明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称反法西斯战争，其性质与一战以及此前的人类战争截然不同。过去的战争——无论是帝国争霸还是殖民扩张——往往是利益争夺的角力，缺乏鲜明的道义立场。但二战是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以“正义与邪恶”划线的战争：一方是企图灭绝他族、奴役世界的法西斯轴心国，另一方是捍卫民族独立、反对奴役、维护人类尊严的反法西斯同盟。

在人类的思想版图上，自由主义强调个体权利与法治秩序，共产主义追求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平等，保守主义看重社会的稳定、传统与道德秩序。它们之间常有分歧，甚至为社会制度与历史道路争辩不休，但它们在一个根本原则上曾经达成默契——人的生命与尊严不可被任意剥夺，社会应当以某种形式承认人的主体地位。这是一条跨越意识形态分野的最低共识，是人类文明的地基。

而法西斯主义正是对这条共识的公然破坏。它以种族、血统、民族为划分标准，指导思想是“除我之外都不是人”，把不同群体视为可以屠杀、奴役、驱逐的对象；它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价值，也不承认国家间平等共处的可能，把暴力和扩张当作唯一的政治语言。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与自由主义的法治原则水火不容，也与共产主义的平等理想格格不入，甚至与保守主义的社会秩序观根本冲突——因为在法西斯体系下，连传统的道德与文化都必须被屈从于暴君的意志。

正因为如此，从罗斯福的自由主义美国，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苏联，再到丘吉尔领导下的保守主义英国，甚至中华民国这种“四不像”的军阀买办政权，都能在意识形态鸿沟之间握手结盟，共同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种政治光谱极端分裂的国家，能在战争中放下成见并肩作战，正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已经触碰到了文明的根本底线：它试图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全部价值体系。

这就是为什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于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它不是帝国争霸，不是资源掠夺的零和游戏，而是一场全人类为捍卫文明而进行的共同防卫战。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是绝无仅有、不可复制的。

而美国国务院的那句“美日共同结束了战争”，恰恰在否认这种正义性，把这场全人类的自卫反击淡化成两国之间的冲突终止，把全球最广泛的政治与道义共识，降格为一场无立场的悲剧落幕。这不仅是史实的歪曲，更是对那场战争意义的背叛。

在这场战争中，胜利不仅意味着战场上的凯旋，更意味着对法西斯主义这种“除我之外都不是人”的非人化理念的全面否定。纽伦堡与东京的审判，将“发动侵略战争”确立为国际罪行，把“谁是加害者、谁是抵抗者”刻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这是二战留给世界最宝贵的政治与道义遗产。

正因如此，美国国务院的这句话，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史实细节，而在于它背叛了美国自己曾经参与塑造的历史判断。作为当年的反法西斯同盟成员，美国深知太平洋战争不是两国对等的冲突，不是“握手言和”式的收场，而是侵略者在失败与审判面前的被迫低头。将这场战争淡化为“双方共同结束的悲剧”，等于把反法西斯同盟的道义根基拱手送给历史虚无主义。

（四）美国的法西斯化

我们必须要深刻认识到美国法西斯化的潜在威胁。

美国在二战中的表现一度令人尊敬，罗斯福政府的进步性不容置疑，它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为击败纳粹德国和军国日本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很遗憾，我们越读历史越会发现，真的是罗斯福把美国带到了它不属于的高度，战后美国原形毕露，有大大像法西斯滑坡的风险。

从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一度引发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迅速滑向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的右翼保守化：麦卡锡主义将“反共”推向一种政治恐怖的高潮，美国全社会陷入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的“清洗时代”，舆论、艺术、学术与日常生活都被纳入意识形态审查之中；与此同时，美国内部的右翼保守派也逐渐瓦解战时以来“国家干预—福利平衡”的政策底线，转而崇拜市场、崇拜强者，开启了之后“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安全至上”思维合流的意识形态反攻倒算。

最典型的是种族问题，美国在战后几十年内依然维持着系统性的隔离与歧视制度，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与镇压，本身就说明了“自由的美国”与“种族主义的美国”在结构上的并存——这一点，与纳粹德国的“雅利安中心论”并非毫无相似。

前几年有部很经典的电影《万湖会议》，被誉为“克制地表现纳粹的罪恶”，结果就是这次会议确定了“犹太人”的定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而美国当年对黑人搞种族灭绝的时候，用得可是“一滴血原则”，有一滴黑人血统就算黑人。希特勒：不是老美，你这个轮子怎么平着放啊？

正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二战后已经成为全世界保守势力总代表的美国为了对抗国际共运，不惜扶持前法西斯国家重生。此时的美国不再以“人类尊严”为判断标准，而是以“是否反苏、是否亲美”作为新的道德准绳。昔日的侵略者可以成为“盟友”，只要你愿意听命于美利坚的全球战略部署。

在战后德国，美国通过“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系统性地招募了1600多名纳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这些科学家中有许多人背负战争罪指控，甚至是集中营医学屠杀的主谋。典型例子包括：

奥托·安布罗斯，希特勒塔崩毒剂的主要发明者，曾在集中营利用俘虏进行生化实验，导致无数死亡。他在纽伦堡审判后仅服刑18个月就被释放，后来受雇于美国能源部和化工巨头。冯·布劳恩，V-2火箭发明者，其工厂使用集中营劳工，导致数千人因超强度劳作而死。战后他不仅未受追究，反而成为美国航天计划的灵魂人物，甚至与迪士尼合作制作电视节目，被包装为“科学明星”。

美国政府对这些科学家的战争罪行刻意忽视，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曾强烈抗议，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存在潜在危险”，但美国政府置若罔闻。美国最伟大的电影导演（似乎可以不加之一）库布里克的不朽之作《奇爱博士》中，就塑造了一个被美国包庇的纳粹科学家的形象，他的右手总是神经反射地行纳粹礼——

这部电影的思想内核其实就是反思美国内部的法西斯化，投放核弹的机长是一个德州牛仔的形象（红脖子），就是在美国国内政治光谱最“右”、最保守的那一批人。

电影结尾处，非常讽刺地让他带着标志性牛仔帽坐在了核弹头上。

库布里克另外两部大名鼎鼎的作品《发条橙》和《全金属外壳》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内核。最伟大的美国导演，没有之一。

言归正传，在战后日本，美国释放了包括大资本家鲸川和航空工业巨头中岛等人在内的一批日本战犯。1948年底，麦克阿瑟总部宣布释放仍在巢鸭监狱中服刑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美国还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予以释放，这实际上变相否定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

最关键的是，美国保留天皇制，没有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这成为战后日本重建右倾保守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精神支柱。还有更恶劣的，为了掌握生物战的信息——很多都是在中国用残忍的人体实验获得的数据，美国还包庇并聘用了731部队的科学家，换取其生物战研究成果，这些罪行同样没有受到清算。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冷战”，本质上是一场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再划线”工程，而其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它打着“反极权”的旗号，实际上却动用极权式的手段在全球输出战争与压迫。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表面上是地缘冲突、意识形态斗争，更深层次上则是美国对不愿屈从于其主导秩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面打压。在朝鲜，美军大规模轰炸平民目标，在越南，橙剂化学战成为伤天害理的标志。这些战争与其说是“保卫民主”，不如说是“保卫霸权”，是一种新的“法西斯式干涉主义”在非西方世界的复活。

因此，若我们从“人类主体性”这一核心原则出发，从对“反人类思想与制度”的彻底否定出发，就不能将“反法西斯战争”局限于1939至1945年的时间框架之内。战后的诸多抵抗，包括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越南人民长期游击抗美，实际上都可以视为反对新形态“法西斯压迫”的延续。

因此，所谓“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尚未完结的历史征程。它要求我们不断警觉：当一个国家以技术理性为名压制异己、以国家安全为名掩护暴力、以普世价值为名践踏人权时，它无论穿着怎样华丽的外衣，实质上已重演了那套“除我之外皆为他者”的极权剧本。

（五）他的功绩无人知晓，他的伟业与世长存

美国的法西斯化如何被狙击呢？是毛泽东思想。二战时，斯大林承担了抵抗法西斯的主要职责；而二战之后，毛泽东接过了这一重担。在正面战场上，通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两场战争，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扩张战略；在敌后战场上，通过不断的文化输出、思想输出、革命输出，成为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重要助推力。

在正面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血肉之躯将美军钢铁洪流阻于三八线，迫使号称“不可战胜”的美军第一次在谈判桌上承认对手的存在；在越南，毛泽东提出“人民战争”的思想不仅指导了越南人民抗美斗争，也成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的战略参考。这两场战争是军事意义上的狙击，它粉碎了美国依靠武力推行世界霸权的迷梦。

更深远的狙击发生在“敌后战场”——即美国社会内部。在1968年，由中国“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全球共运高潮传播到了美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黑人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学生运动三大运动兴起，并与美国国内本身就因反对越战而存在的反战运动的合流，形成了轰轰烈烈“民权运动”。

这一段历史我在《二十世纪四大进步议题：民族解放，民主，妇女解放，环保运动》一文中详细介绍过，本文只说一个简要的结论：毛泽东早在五十年代就明确提出支持被压迫民族与黑人兄弟的斗争；他的文章、著作、语录广泛流传于美国黑人社区，成为游行、集会中手中高举的思想武器。“毛泽东语录”在六十年代的美国街头一度成为和《圣经》一样常见的口袋书，它告诉黑人青年：压迫不是天命，反抗才是权利；争取平等不是乞讨，而是斗争。

这股思想力量不仅激励了马尔科姆·X、黑豹党等激进组织，也深刻影响了马丁·路德·金那一代的民权领袖。美国的民权运动，本质上是对国内法西斯化趋势的一次集体抵抗——它打击了麦卡锡主义式的舆论恐怖，动摇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合法性，让美国不得不在世界舆论面前调整自身。而这种抵抗的精神支柱，正是在遥远东方不断传来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对美国的输出成果，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美国的“和平演变”。不同于苏联与美国之间核武器对峙的僵局，中国的策略更像是思想的渗透与文化的辐射。它将“人民战争”的理念转化为黑人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的精神坐标，把一个外部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社会内部的解放诉求连接起来，从而使美国无法在国内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国家机器。

美国的法西斯化被硬生生卡住了，它不得不被迫在内部做出让步：种族隔离被废除，民权法案得以通过，麦卡锡主义的幽灵逐渐褪去。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和平演变”，不是美国主导别人，而是美国在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性影响下被迫改变自身。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革命动力，更是中国在有史以来影响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文化输出。

尼克松访华，正是这一历史的见证。1972年，这位曾经最顽固的反共政客，不得不踏上北京的土地，低下头与毛泽东握手。表面上，这是出于美苏对峙的战略需求，实质上却是尼克松在某种意义上是“认输”的——从外交上，谁去谁的地盘是有说法的，如果我们有求于美国更多，那得是我们的领导人出访美国，而尼克松则是主动来华，这个以为不言自明。

尼克松不得承认，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革命输出，已成为美国社会内部无法回避的一股力量；承认，中国不只是一个地缘对手，更是一个思想坐标；承认，美国无法凭借军事与资本彻底压制中国，反而要在文化与社会层面被中国“和平演变”了。

因此，当我们今天回望“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不应仅仅把它限定在二战硝烟的年代。二战之后，美国的法西斯化趋势同样危险，而共产主义思想则是另一条战线上的火炬。

而国际共运最后一位领袖毛泽东，他不仅在正面战场上用枪炮狙击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更在思想与文化的维度上，支撑了世界范围内的解放运动，尤其在“敌后战场”狙击了美国内部的“法西斯化”进程，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这一意义上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延续、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确认，至今仍是世界历史的关键章节。

他的功绩无人知晓，他的伟业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