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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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金定 女，1952年生，中南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英国兰卡斯特大学（1998）、剑桥大学（2006）高级访问学者；中南大学首届教学名师，首批部级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首届高等教育教师奉献奖获得者，中南大学本科教学督导专家；历任中南工业大学外语二系系主任、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曾领衔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1993年），获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两项，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两项。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13项，出版著作、教材27部，发表论文70余篇；多次应邀出席牛津、纽约、布里斯班、巴厘岛、北京、香港、台湾等地召开的大型国际外语教学研讨会并宣读论文；2017年正式退休。
本文内容
1998年9月14日晚上6:30，我们高效筹办的湖区第一个汉语班顺利开学了。包括校长David Allason-Pritt在内，我这个班共招收9名汉语零基础学生。
第一次上课，大家需要相互认识一下，我们各自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
首先介绍的是两对夫妇，他们想学习汉语，计划去中国旅游。
然后是两位30多岁从香港退役的高个男子，他们说在香港学了一点点Cantonese（粤语），但是他们真正想学的是Mandarin（普通话），因为这是官方语言，他们也希望去中国旅游。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校长本人的介绍。他说他是登山业余爱好者，曾经参加过一次喜马拉雅山的登山活动。他想学汉语，希望再次报名，争取登上珠穆朗玛峰。这可了不得，所有学员都为他鼓掌。
这个班年龄最大的38岁，最小的23岁。他们白天都在上班，坚持每周来上一次晚上的课。偶尔还有旁听蹭课的学员，我都非常欢迎。
他们对我的教学期望值很高，校方希望我的教学能帮助他们顺利通过国际汉语水平考试一级。我在教学中根据不同教学内容，交替使用我很熟悉的情景法、交际法、任务法。同学们学习非常认真、主动，十分喜欢问问题。
记得有一课是学习问路，学习的句型是：对不起，我迷路了。请问，去火车站怎么走？
学生提问：“What does ‘wo mi lu le’ mean?（“我迷路了”是什么意思？）”
我用英文回答说：“It means I lost my way.（意思是我迷路了。）”
这时，另一位中年男子若有所思地说：“Jeannie，wo mi taitai le”。
“What...？Will you say it again?（什么？你能再重复一遍吗？）”我不知道他说的啥，请他再说一遍。
只见他摇头晃脑，结结巴巴，想用所学的升降调表达“我迷太太了”这个意思。可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还是没有get到他的意思。于是我只能求助于他的母语，我说：“English,please.（请用英语说出你的意思。）”
他回答说：“I lost my wife.（我失去了我的太太。）”
我很诧异，一方面为他的家庭变故感到同情，另一方面也为语言学习过程中母语的负迁移现象感到惊讶。原来，英国人学汉语和中国人学英语一样，都会犯同样的错误。
必须承认，这个学生确实很聪明，因为他在学习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迷路”中的“迷”这个核心词，但是他错误地将“迷”与“lose（失去）”等同起来，在语法结构上又大胆地将“I lose sth.”直接套用到中文上，错误地将“sth”（某事、某物）和“sb”（某人）等同起来（在汉语里，“迷”表示“迷失”时，是不能用“人”作宾语的）。虽然这种试错学习法没有成功，但是他的试错让所有学生知道汉语和英语一样，有固定搭配、习惯用法，不能逐词、逐句生硬套用。
同学们对我的教学很认同，很乐意与我配合，上课非常活跃，也很随性。他们时不时会主动提出，希望我给他们安排玩游戏的环节。如果我说我不会玩，他们就会给予我实质性的援助。就拿英国学生再熟悉不过的叫“BINGO”的游戏为例，我从没有玩过，这时班长Ann亲自出马，把整个游戏活动全部程序化，让我只做老师的那一部分，其余交给她。就这样，我常常做着做着，突然就有人大声说“BINGO”，原来啊，那个抢先说“BINGO”的是最先完成任务的。这时，班长就拿出糖果给予奖励。慢慢地，我也学会了如何设计和操作这类游戏。后来回国，我将“BINGO”应用到中国学生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同样受到特别的欢迎，课堂异常活跃。
为了这个汉语班，学校也是费了不少心思。他们考虑到Dallam和我所在的Lancaster有一段较长的距离，且晚间没有公共交通，校长特地为我安排了和我同一时间在该校上课的Paull老师全程负责接送我。每周四，Paull准时在我居住的门廊前接我上车，下课后又一路把我送回到我居住的High Street。
讲到这里，我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让我至今仍然心有余悸。那是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我们的车子刚开进湖区就碰上了“千年难得一见的强雾”。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只见浓雾像穷凶极恶的龙卷风滚滚袭来，又像张着血盆大口的猛虎下山，大有连人带车把我们一口吞掉之势。令我不解的是，Paull竟然奋不顾身驾车直接往浓雾里对冲过去，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就此展开。
我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闭上眼睛，瞬间失去了理智，一声尖叫，拼命地想要逃命，可是安全带把我固定得牢牢的，动弹不得。我的过激反应让Paull小紧张了一下。他立马慢慢降低车速，一边设法安抚我：“Jeannie，It's OK. It’s OK.Take it easy.We’ll be OK.（吉妮吉妮，没事的，没事的，放松，我们是安全的。）”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平生最受刺激和惊吓的一次，待我稍微平复一点后，我为我的失态向Paull道歉。Paull反而自我检讨说，他一时间没有充分考虑到我的感受，但是他能理解我当时的那种害怕。他说，其实他也曾经历过，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不知不觉就到了西方的圣诞节，紧接着迎来中国的元旦，之后是春节。学生们请我喝英国红茶，我请他们来到我的住所喝中国绿茶。
作者彭金定（左二）与部分汉语班学生一起喝中国茶。图源：作者提供
作者彭金定与汉语班一名学生及其女儿合影。图源：作者提供
我时刻把老师的责任放在心上，聚会也不忘给他们传播一点中国的春节文化。 我把“福”字倒贴在门上，告诉他们其寓意是“福到了”。他们很喜欢这样的氛围，很喜欢中国文化。
圣诞节后不久，我就要准备去纽约参加New York 99' TESOL大会了，我没有上完的课由来自武汉的一位博士的夫人接着上。
作者彭金定参加New York 99' TESOL大会期间留影。图源：作者提供
最后一堂课，同学们依依不舍，他们送给我苏格兰著名画家的硬笔画。校长给我写了热情洋溢的汉语教学工作评价书。
校长为作者彭金定写的评价书 图源：作者提供
1999年4月，我从纽约回到伦敦后，就直接回国了。我和这个班的部分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告诉我，他们都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一级。我在湖区开办的第一个汉语班就像星星之火在湖区蔓延，短短三年时间里又有三个点开出了汉语班，校方办学的初心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2002年，我的那些英国学生中有两对夫妇先后来中国旅游，我们又相见了。其中一对夫妇带着他们的女儿与我在北京相见（我恰好在北京参加外研社组织的全国外语教学研讨会），另一对夫妇还来到长沙我的家，在中南大学的留学生招待所住了两晚。
那两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充满了笑声。他们用磕绊的汉语描述来中国一路的所见所闻。而我忽然明白——我教给他们的不是语言，而是钥匙；他们还给我的不是成绩，而是跨越山海的情谊。
如今回想，校长那句“It’s a shame for Chinese Mandarin not to be offered here（这里不开设汉语班实在有点遗憾）”实在是太有智慧的激将。每当我想起那些穿越湖区夜雾的车程，那些跟着我摇头晃脑学声调、练会话的英国朋友，那些从英格兰延续到中国的美好相遇，都能让我第一次真正触摸到汉语的重量——它不是符号，是桥梁；而我的汉语教学——不是任务，是回响。
每当我回忆起在Dallam Community Education这段不寻常的短暂的汉语教学经历，我会突然觉得汉语不仅仅是我的母语，还是人类对理解彼此、相互沟通、促进交流所渴望掌握的一种必需的工具。每当我回想起David校长那句激将语，想起我为自己能果断接受挑战，不仅对他大声说出了“I will（我愿意）”，而且还用行动证明了“I can（我能做到）”而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
- END -
图文 | 彭金定
编辑 | 察-看天下（外交官说事儿） 贾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