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严选白羽人”？你发现了美国的进步时代优生学

白羽鸡的突出特点是生长周期短，通常‌35至45天‌即可出栏，现代技术甚至可实现‌33至37天‌出栏，体重可达‌2.8公斤以上‌，其快速生长主要归因于‌科学的遗传选育技术‌、精准营养饲料供给以及洁净的养殖环境。

“维多利亚严选白羽人”是中国互联网的一种批判性话术，特指对欧美底层白人（尤其是传统工业地区工人阶级）的批判性观察，这种观察认为：历经维多利亚时代以来200余年的工业化资本主义驯化，欧美底层已像速生白羽鸡一样完成了"品种优化"。

生理层面：在福利制度与消费主义下，体能、健康、预期寿命下降，但"适应"了高强度、低保障的生存模式

心理层面：个体原子化严重，阶级认同瓦解，将苦难归因于个人失败而非结构性压迫

政治层面：投票支持维护资本利益的政党，对工会、左翼运动本能排斥，国家认同取代阶级认同

反抗能力：丧失集体行动能力，抗议停留在象征性层面（如特朗普集会、黄背心运动），无法形成实质性挑战

"严选"机制的具体指向

1. 教育筛选：公立教育系统强调顺从、守时、标准化，批判性思维被边缘化

2. 文化规训：新教工作伦理+消费主义，将"努力工作-及时消费"内化为道德准则

3. 政治代议：两党制下，工人阶级选项被限定在不同版本的资本代理人间

4. 空间隔离：郊区化、种族分化瓦解工人阶级社区，消除集体动员的土壤

5. 代际淘汰：福利体系与司法系统对"不适应者"进行精准打击，实现社会性淘汰

与第三世界的对比：

相比欧美底层，亚非拉"未充分驯化"地区的劳动者仍保留更强的抗争烈度（如拉美左翼运动、阿拉伯之春）。这种差异被归结为工业化时间梯度——维多利亚时代越早、越彻底的地区，"白羽化"程度越彻底。

“白羽人”虽然不是一个学术词汇，但是它的直接相关概念叫做“Progressivism’s Ultimate Social Engineering（进步主义的终极社会工程）”。

优生学（eugenics，希腊语词根“eugenes”，意为“血统优良”或“天生具有高贵品质”）由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1883年发明，他是达尔文的外甥，主张将进化论应用于人类“改良”，通过选择性繁殖提升人口质量。

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与弗朗西斯·高尔顿

高尔顿的观点深受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业化影响，那时贫富差距巨大，底层工人健康状况恶化被视为“劣等”的遗传问题：

For some eugenicists such ideas continued to have a strong racial element, through which to control non-white populations in favour of northern European races. However, the Eugenics Education Society was increasingly more concerned with ‘curing’ a variety of social and physical disorders or traits among the poor. They included alcoholism, habitual criminality, reliance on welfare, prostitution, diseases such as syphilis and tuberculosis; neurological disorders such as epilepsy; mental conditions such as insanity, hysteria and melancholia; and ‘feeble-mindedness’ – a catch-all term for people who were believed to lack mental capacity and moral judgement.

对一些优生学家而言，这类思想仍然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他们试图以此来控制非白人人口，从而有利于北欧种族。然而，优生教育协会越来越关注于“治愈”穷人中各种社会和生理疾病或特征。这些疾病或特征包括酗酒、惯犯、依赖福利、卖淫、梅毒和肺结核等疾病；癫痫等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病，如精神错乱、癔症和抑郁症；以及“智力低下”——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用来指代那些被认为缺乏心智能力和道德判断力的人。

从19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末，大西洋两岸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也就是WASP）”都非常关注本国基因库的未来，以及不同移民可能会如何玷污它。

所以高尔顿的理论迅速传播到欧美，导致了20世纪初的强制绝育法、移民限制和种族隔离政策。

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1900-1920年），一代美国改革者试图解决当时的诸多社会问题，包括城市贫困、大量涌入美国的移民的同化问题，以及诸如流行病、高婴儿死亡率和人口爆炸式增长等公共卫生危机。

许多改革者用不恰当的优生学解释来处理那些被认为不符合社会期望的人，比如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代表作为《遗传与优生学的关系（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

这些优生学家认为：所谓的“智力缺陷者”（包括那些被贴上诸如“弱智”、“白痴”和“笨蛋”等新造临床术语标签的人）；盲人、聋人、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孤儿、未婚母亲、癫痫患者、美洲原住民、非裔美国人、外国人、来自阿巴拉契亚山区和山谷的贫困居民以及许多其他“边缘群体”。

比如达文波特，他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和几本关于酗酒、糙皮病（后来证实是由维生素缺乏引起的）、犯罪、智力低下、航海倾向、坏脾气、智力、躁郁症以及种族杂交的生物学效应等方面的遗传学著作。

优生学的“合理性”在于：工业资本主义确实需要“适应性”劳动力，优生学提供了科学伪装。

例如1927年的巴克诉贝尔案（Buck v. Bell），最高法院允许对“智力低下”者强制绝育，针对穷人和少数族裔，理由是防止“劣等”繁殖，这不正是“白羽化”的延伸吗？底层被“优化”成不繁殖过多、易管理的“品种”。

以前我就介绍过，纳粹在制定自己的种族法时，参考和学习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实践，特别是20世纪初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和优生学政策。

1934年，纳粹律师和官员研究了美国的移民限制、种族隔离和公民权法，作为制定纽伦堡种族法（Nuremberg Laws, 1935年）的灵感来源。这些法旨在定义犹太人身份、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并剥夺犹太人公民权。

历史学家James Q. Whitman在《Hitler's American Model》（2017年）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一点：纳粹视美国为“种族国家”的典范，因为美国当时有成熟的种族分类系统，而德国的犹太人更融入社会，需要更“实用”的定义。

什么是“更实用”？因为美国采用的居然是“一滴血原则”（One-Drop Rule）：

任何人只要有哪怕一丝黑人祖先（追溯到任意远亲），就被视为黑人，不能享有白人权利。这起源于奴隶制时代，用于最大化黑人人口（奴隶后代自动为奴隶），并在种族隔离时期强化白人纯洁性。

例如1924年弗吉尼亚州的《种族完整法》（Racial Integrity Act）将“白人”定义为无任何非白祖先的人。

纳粹研究了这个原则后都觉得极端，不具备实用价值。欧洲犹太人血统高度混杂，许多德国人（包括纳粹高层如希姆莱或戈林家族）有犹太祖先。如果套用“一滴血”，几乎没人能算“纯雅利安”。

因此，纳粹放弃了它，转而采用更宽松的“祖父母标准”：如果有四个犹太祖父母，则为“纯血犹太人”（Volljude）；三个为犹太人；两个为一等混血（Mischling ersten Grades）；一个为二等混血（Mischling zweiten Grades）。这允许一些“部分犹太人”暂时保留权利，但最终许多仍遭迫害。

最绷不住的是——看似已经够极端的“一滴血原则”居然还有加码的空间：

美国的反异族通婚法（anti-miscegenation laws）确实极端化了“一滴血原则”的应用。从1661年起，许多州禁止白人与黑人（或非白人）结婚，违反者可能面临监禁、罚款或婚姻无效。

与黑人结婚的白人往往失去“白人特权”：他们不能住在白人社区、使用白人设施，或让孩子上白人学校。混血家庭通常被强制或社会压力推向黑人社区生活，因为孩子自动适用“一滴血”被视为黑人，白人配偶也被视为“玷污”了纯洁性。例如，1911年阿肯色州法律将异族同居定为重罪，并强化了这种隔离。

这些法律直到1967年最高法院在Loving v. Virginia案中才被推翻。

进入21世纪，强制刀子已经过时，维多利亚思维演变为“新优生学”，隐形算法、医疗市场化、消费主义和市场力量的“白羽化”开始了，也就是“斩杀线”来了。

“斩杀线”与美国的一个社会概念高度密切——个人风险大量私有化。

原本可以由社会或国家在制度层面统一分担的系统性风险，被美国制度性地拆分、转移并固定到个人与家庭层面，要求个人通过市场行为（购买、储蓄、投资、负债、自我管理）自行承担其后果。

当风险发生时，后果主要由个人承担，而不是由国家或集体兜底：

1.你必须事先自己买对、买全、买得起；

2.你必须在出事时仍然“合格”（比如符合保险评估，信用没有受损）；

3.你必须懂规则、能维权、能周旋。

在这个环境里，制度默认你应当独立承担风险，只有在你彻底失败之后，才能以有限、条件化的方式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