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
2026年1月3日深夜，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了对加拉加斯及周边区域实施空袭的行动，并以特种部队从其住所强行带走了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配偶。特朗普政府将此次行动描述为针对所谓毒品贩运的“执法行动”，但这无疑是一起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军事袭击。此次行动该行动不仅伴随轰炸，更将委内瑞拉总统及其配偶公然绑架到公海之上的美军两栖攻击舰（USS Iwo Jima）。
这一行径不仅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背，也清晰折射出美国持续衰落的现实。当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茜·罗德里格斯谴责此举为旨在掠夺该国石油资源的绑架时，国际社会的反应进一步凸显了美国霸权的式微。该行动非但未能展现不可动摇的实力，反而揭示出一个超级大国在影响力衰退之际，是如何转向赤裸裸的强制与胁迫手段。
在缺乏任何国际授权或正当程序的情况下，绑架一国主权领导人，这违背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根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明确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侵犯国家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而此次空袭及将委内瑞拉总统绑架至纽约受审的行动，正是对这一原则的践踏。
特朗普与格雷厄姆在“空军一号”上接受记者采访 法新社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本·索尔将其定性为“非法侵略”，并与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广泛谴责形成呼应。在美国国内，包括众议员德莉娅·拉米雷斯在内的声音指称其为“战争罪”，并将其与美国在该地区的一系列干预历史相联系。而这些干预留下了贫困、流离失所与长期动荡的遗产。
特朗普宣称美国将对委内瑞拉实施“监管”，直至出现“合适的过渡”，这毫不掩饰地暴露其真实意图：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非禁毒，而是类似在伊拉克或叙利亚进行的、以资源控制为目标的攫取。在一个霸权不再稳固的世界里，此类行为不会传递出美国实力依旧的信号，反而透露出霸权绝望的痕迹。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在其著作《美国权力的衰落》（2003）中指出，美国霸权于1945年至1970年间达到高峰，随后在经济竞争者崛起、越南战争创伤、去殖民化进程及1968年意识形态冲击等结构性因素推动下逐步衰退。
至21世纪初，军事优势仍是其影响力的主要支柱，然而过度使用这一工具反而加剧了其霸权的脆弱性。正如对其论点的一种概括：美国越是公然滥用其残存的军事余威进行过度扩张，其实际力量就越显衰弱。
委内瑞拉的案例生动体现了这一机制。此次行动的单边性质，凸显出其权力的界限：它疏远了合作伙伴，也刺激了对手的反弹。普京关于潜在全球升级的警告，正是这种反弹的体现。从墨西哥到巴西，拉丁美洲国家正通过外交与经济途径动员起来，共同抵制这种新殖民主义行径。
沃勒斯坦在其2006年的《美国权力曲线》中指出，9·11之后的单边主义，如何将原本缓慢的下滑过程转化为更为剧烈的快速下坠：旨在重申霸权的对外干预，非但不能巩固主导地位，反而会不断消耗资源、侵蚀同盟基础，并催生更广泛的抵抗。
这与反复出现的历史相互印证：猪湾事件、入侵格林纳达、入侵巴拿马、伊拉克战争，几乎无一不以反噬收场，并在当地社会不断沉淀怨恨。在委内瑞拉，长期制裁与外部干预削弱了经济基本面并推动人口外流，但马杜罗政权仍得以通过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的联系维系其统治韧性。
如今，此次绑架行动可能触发代理人层面的升级，乃至引发更广泛的地区性冲突；委内瑞拉领导层已公开誓言抵抗。按照沃勒斯坦的判断，处于霸权晚期的国家在经济与文化支配力衰退之际，往往转向“军事逞强”。
而这种做法通常会让霸权国家的遭遇挫败，进而加速多极化进程。在这一语境下，当更为隐蔽、精细且制度化的控制方式失灵时，暴力胁迫便被衰落者攥紧，成为最后的手段和最后的工具。
如果要更为深刻地理解此次美国入侵委内瑞拉背后所折射出的美国衰落之本质，就必须上溯至更深层的经济帝国主义根源。这也是过去一个多世纪种，华盛顿一直以来所依赖的路径。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石油储量，这一结构性资源优势长期使其成为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觊觎的重点目标。
早在19世纪，华盛顿便已插手委内瑞拉事务；而20世纪初石油的发现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介入。在独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统治时期，这位以腐败著称的统治者积累了相当于当今数十亿美元的财富——美国石油公司如标准石油以及荷兰皇家壳牌获得了利润丰厚的特许权。
委内瑞拉20世纪中期民主政治的重要人物罗慕洛·贝坦库尔特曾将戈麦斯描述为“外国势力控制委内瑞拉经济的工具，是强大外部利益的盟友与仆从”。
这种剥削性结构在随后的政权更迭中并未终止。美国支持了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的高压独裁统治：其安全力量采用酷刑，杀害数以千计的人，但同时向跨国公司提供极为优厚的条件。华盛顿向希门尼斯授予“功绩军团勋章”，并协助其国家安全局镇压异议。
即便在希门尼斯倒台、建立名义上民主的1958年之后，美国影响仍通过经济杠杆以及支持反左翼力量等方式延续并固化其影响力。其政策逻辑清晰可辨：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策略优先考虑石油资源的获取与相关利益安排，而非委内瑞拉的主权诉求或人权状况。
至20世纪末，这种经济支配不断累积并诱发系统性危机，为玻利瓦尔革命的兴起铺垫了社会与政治条件。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委内瑞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受美国支持机构的压力下推进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往往以紧缩措施为核心，重创社会大众的生活水平。
在这些政策指引下，委内瑞拉国内贫困率从1979年的不足20%飙升至1999年的50%以上，引发大规模动荡，例如1989年的“卡拉卡索”骚乱：安全部队在民众抗议物价上涨的过程中杀害了数百人。
查韦斯是整个南美反美斗争的旗帜
腐败蔓延、不平等加剧，以及民众对由精英控制的政治体系日益疏离，最终共同构成变革的沃土。乌戈·查韦斯汲取西蒙·玻利瓦尔的独立、反帝与社会正义理想，在1998年选举中胜出，并承诺将石油财富重新导向人民。
其“玻利瓦尔革命”推动关键产业国有化，资助教育、医疗与减贫等社会项目，并显著降低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在1999年至2011年间从接近0.5降至0.39。
美国的回应迅速且惩罚性强烈。随即华盛顿将查韦斯的资源民族主义视为对企业利益与意识形态霸权的双重威胁并升级干预。美国曾在2002年对一次政变提供了默许性支持，而这次政变短暂推翻了查韦斯。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则在2006年以武器禁运的形式正式启动，其理由是委内瑞拉在反恐与禁毒方面“不合作”。
在特朗普任内，制裁进一步扩展为金融限制（2017年E.O. 13808禁止美国参与委内瑞拉债务及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相关交易）、石油部门禁令以及对第三方的次级制裁。拜登政府曾提出与选举让步挂钩的临时减免机制，但又在2024年选举争议中重新加码。这些措施重创委内瑞拉经济，加剧短缺与迁徙，却未能实现推翻政府的目标，直至2026年的军事干预。这场干预遂成为数十年经济战争与政权更迭诉求不断累积之后的“逻辑终点”。
委内瑞拉的这一叙事，也嵌入美国在拉丁美洲更广泛的政权更迭史之中。斯蒂芬·金泽在其2006年著作《推翻：从夏威夷到伊拉克的美国政权更迭世纪》（Overthrow: 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中对此做了细致梳理。金泽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策动并推翻了14个政府，往往以经济利益为核心驱动，同时辅以意识形态与安全叙事作为正当化包装。
在拉丁美洲，这一模式可追溯至帝国时代：美国在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实施干预，由美军或其代理人接管关键事务，以确保资源与市场通道。
冷战时期，“反共”进一步放大并制度化了这些行动：1954年由中情局策动的危地马拉政变推翻了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其直接诱因在于土地改革触及联合果品公司利益，最终引发持续数十年的内战，并造成数万人死亡。
在智利，美国支持1973年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并扶植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建立独裁统治，导致3000余人遇害、数万人遭受酷刑。金泽将格林纳达（1983）与巴拿马（1989）界定为“入侵时代”的典型案例：以民主或反毒为名实施直接军事行动、推翻在任领导人，但其真实意图往往在于遮蔽资源攫取或战略控制等更深层目标。
金泽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这些行动中反复出现的动机结构：保护跨国公司利益、遏制民族主义诉求、压制被视为左翼的威胁。然而，这类干预鲜少兑现其公开承诺。最初的胜利主义叙事，例如乔治·W·布什在伊拉克“任务完成”横幅下的姿态。很快便被更为混乱的现实所取代：长期不稳定、人权侵犯，以及反美情绪的反弹。
在危地马拉，政变诱发游击战争并最终演变为针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智利的皮诺切特时代固化了不平等与高压统治，进而助长地区怨恨；古巴猪湾入侵的失败（1961）不仅令美国颜面尽失，还巩固了卡斯特罗政权，并鼓舞了整个拉美的革命者；在尼加拉瓜，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对桑地诺主义者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战争，造成广泛暴行，却仍未实现持久的政权更迭。
即便如巴拿马“正义事业行动”这类表面上看似“成功”的案例：推翻曼努埃尔·诺列加。这场行动同样带来短期混乱与长期对美国意图的深刻疑虑。金泽据此认为，这些干预往往播下不稳定的种子，侵蚀美国信誉，并滋生其声称要消除的那些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