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战役是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起点，当时红军与川军郭勋祺部在土城激战打成僵持，红军不得不撤出战斗一渡赤水进入云南摆脱敌军。这次战役也是毛泽东指挥的不多的败仗，还有一次是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在高兴圩打26路军蔡廷锴，这两次战斗都是打成僵持，没有歼灭敌人。

土城战役失利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是情报错误，电台侦查敌人敌人是一个旅4个团6000余人，实际上是是2个旅6个团1万人。但是战役失利还有更多的原因，情报仅仅是其中之一。

土城战役的经过是这样的，川军郭勋祺部一直追寻红5军团企图攻击。中革军委企图利用青杠坡一带的有利地形打川军一个伏击，击败郭勋祺然后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电台情报侦察川军是1个旅4个团6000余人，红军使用红3军团和红5军团伏击川军。红9军团作预备队。

但是战役一开始红军作战就不顺利，敌军的抵抗出乎预料地顽强，而且敌军的兵力数量也不像是仅有6000人，后续还有源源不断地援军。后来查明敌人是2个旅6个团1万人，后续还有援军。战役不如设想，毛主席果断决定脱离战斗，一渡赤水摆脱川军。

红军摆脱川军到达云南的扎西以后进行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行动，对红军进行整编，这次整编就埋藏着土城战役失利的秘密。

红军在扎西短暂的修整期间，对红军的编制编成进行了重大的整编，整编后的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其中红1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3军团撤销师级编制，直辖4个团。红5军团撤销师编制直辖3个团，红9军团下辖3个团，干部团直属军委。这样红军的编制大幅度缩小了，但是部队极大地充实了，这样红军的战斗力和机动能力大幅度地提升了，这才有“二渡赤水”抢夺娄山关，重占遵义，歼灭黔军8个团，击溃中央军吴奇伟2个师的巨大胜利。

这次整编前红军的基层部队显然极度的缺员，大概基层连队的兵员只有不到编制数的一半，资深的军迷都知道军事上罗彻斯特方程，军队的战斗力与他的数量的平方成正比，这个理论说明部队如果员额只有编制数的一半，则其战斗力下降的正常情况下的1/4，而且更严重的是这种严重缺编的部队持续战斗力极差，一般来说部队减员30%即丧失战斗力，而一个常态下缺编50%的部队战斗力已经是极度的低下了。这才是隐藏在土城战役失利背后的秘密。

土城战役中红军参战部队实际上是有兵力优势的，红3军团和红5军团都是红军的主力军团，还有红9军团作为预备队，两个军团实际兵力应该超过川军1.5倍。川军6个团1万余人，而且是添油式的加入战场，而红军缩编以后两个军团有7个团，而红军整编以后一个团大约是2000多人（3万红军缩编为17个团），而川军只有1000多人，兵力优势加上是打伏击，正常情况下红军是可以歼灭至少是击溃川军的，红军的“二渡赤水”战役中能正面硬刚中央军2个师就是红军战斗力的证明，而川军无论如何战斗力是比不上中央军的，军阀部队里能跟中央军对抗的只有桂军，粤军和湘军，川军即便是整编之后战斗力仍然不能跟中央军相比。

除了红军基层连队兵力严重缺编以外，红军经过5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前期直到湘江战役的失败，一方面兵力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就是士气严重挫伤，这导致红军在作战中执行命令的犹豫，这导致土城战役中红军对川军的第一击没有发挥出最大威力，让战事陷入僵持。这种情况在彭德怀身上就有明显反映，他也对中央的领导产生怀疑，在刘少奇向中央发出的报告中就提到部队对于战斗的犹豫，战士们不怕死，怕受伤，怕走路。

再一个影响就是经过左倾中央对于毛泽东长期的批判，让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像林彪这样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也对毛泽东的指挥产生信心动摇。在一渡赤水向扎西转移集结的时候，林彪不遵中革军委的命令的集结地域，自己“预判”中央的行动方向，不想走“弓背”路，自己前出向渡口行动，直到军委叠电警告才放弃独立行动向军委指定的集结地点集结，这样才有二渡赤水重夺遵义的胜利。而且在二渡赤水红3军团夺取娄山关之后要求休整2天，这是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情绪。

这些不利的因素集中影响到红军的战斗力才决定了土城战役的失利而不仅仅是情报失误。

教员的利害之处就是他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洞察，并且有能力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秋收起义部队遭到严重失败，兵力从5000多人下降到只有几百人，教员发现部队逃散的主要原因是党组织没有深入基层，所以有“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那个时候的情况要比遵义会议以后更严重，教员都没有发生信心动摇，犹豫，刘烨演绎的土城战役后的教员完全是贬低了教员的境界。即便是土城战役失利也不会改变教员的军事自信，因为他已经洞察了问题所在，所以他到扎西第一个动作就是整编部队，提高战斗力，然后冷静观察敌军的行动，寻找敌人的漏洞，然后就有二渡赤水夺取娄山关重占遵义，歼敌8个团又击溃中央军2个师的重大胜利，初步扭转了战略上极为被动的局面。

二渡赤水，重夺遵义的战役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是歼灭的黔军8个团，击溃中央军2个师，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还有钱，更重要是为后来的机动创造了空间。有了遵义的大捷，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都获得极大地提升，而国民党方面则不敢轻易靠近红军寻求作战，这个时候郭勋祺再带着6个团是不敢追击红军的，再打一次土城战役川军必败。像鲁班场战斗打周浑元纵队的中央军，而周浑元只是坚守阵地向上级求援而不是像土城战役中的郭勋祺一样采取对攻。这样国民党方面部队在对红军作战的时候必须要等待友邻接近到可以快速支援或者集结足够多的部队才能向红军推进。这样红军的机动空间就极大地扩大了，这样才有后面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作战的空隙。

有了作战的空间，毛主席就可以施展其运动作战的长技。

蒋介石在军事上也不是白给的，周恩来说他是“文武全才”，对于红军的行动他是有明确的认知的。当时红军的战略方向有3个，一个是去洪湖与二六军团会合，二一个是去四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三一个是就地建立根据地。蒋介石针对红军可能的行动方向都作了部署，毕竟是40万对3万，优势在蒋。蒋介石一方面是步步为营地建立封锁线，另一方面是在判断红军前进方面设立陷阱，诱惑红军进入陷阱。像打鼓新场就是这样一个陷阱。蒋介石的战术是一方面设立陷阱，然后多面包围压迫红军进入陷阱。毛主席比他的同事更高明的地方就在他对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有着明确的判断，这里就说到刘烨扮演的毛泽东不符合实际了，毛泽东在艰难困境中不会有迷茫焦虑，而是表现的镇定坚定，充满信心，这才是伟大统帅的意志的表现。然后毛泽东就将计就计，按照蒋介石期望红军的行动方面“示形”通过公开的行动，电台给蒋介石看到红军正在按照他预期的方向行动，这就是蒋介石强化自己的判断，按照预案把兵力调到他的陷阱周边和封锁线上执行自己的作战计划。就在蒋介石兵力部署到位前的“间不容发”的时刻，毛泽东率领红军从敌人包围圈的缝隙穿插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跳到敌人的后方，而这个缝隙就是娄山关遵义战役的成果。

军事上有一个概念叫“利害变换线”，就是军队发动作战行动是分成几个阶段的，军队要集结，开进，展开再到发起攻击。而国民党军的“围剿”乃至抗战时期的日军的“扫荡”作战都有一个逐步向心压缩，逐步收紧包围圈，最后发动总攻击以消灭红军或八路军。这个作战行动中因为兵力不足以在一开始就形成严密的包围圈，敌军总是不断地采取逐步地攻击行动，造成军事压力，逼迫红军或者八路军向根据地内部收缩，然后随着包围圈的缩小，敌人兵力密度逐步增加，最终就形成严密地包围圈。在形成严密包围圈的时候就是“利害变换线”，在此之前，敌军的包围圈是存在漏洞的，而之后包围圈严密突围的难度就极大地增加了。这个“利害变换线”就像两个拳击手对垒，在发动最终攻击前所有的行动都是试探，示形，一方面是侦查，发现对手的防御漏洞和攻击方式，另一方面是制造陷阱，诱惑对手落入陷阱。但是当决定发动决定性一击的时候，拳手是全力攻击，但是这个时候，拳手的防御也是空门大开，也是对手发动攻击或反击的最有利的时机。一方一击不中，如果另一方抓住战机攻击对手要害就会逆转战局。拳击场上的KO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这个时刻。

一个指挥员指挥的高明之处就是处理这个“利害变换线”，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高明的指挥员，他总是能判断出敌人行动的方向和“利害变换线”，最典型的就是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和四渡赤水作战。当敌人没有完成军事部署的时候，红军的行动如果早了，敌人可以从容变更部署，形成新的包围圈，这样红军不能摆脱包围。如果红军行动迟缓，让敌人的密集包围圈形成以后再行动就变成不得不“突围”的作战了，而敌人则会跟踪追击，这样红军就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只有在敌人包围圈即将形成，兵力部署已就，而还有战役缺口的时候，红军可以秘密穿插通过缺口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后方去打击敌人，这个时候后方的敌人兵力薄弱，警惕性差，是红军突击的良好目标。而敌人主力扑空之后，调整部署需要时间，这个时候就给红军作战创造了战场空间和战机。

李德指挥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他把欧洲百年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以此形成的理论机械地运用到红军的作战上，依托阵地确实是能增加防御力，但是这种战术放弃了红军的机动性，从而放弃了红军最大的战术优势。国民党的堡垒战术并不高明，它是建立在国民党占有全国政权，有充足的资金和兵力兵器优势基础上，是一种消耗战战略，经济代价极其高昂。毛泽东给红军设计的第一个战略就是跳出国民党军的堡垒封锁线，到国民党政府的财赋根本的江浙运动作战，打烂老蒋的钱罐子，逼迫老蒋回兵救援根本。

四渡赤水战役毛泽东就是使用的这一套战法，保持红军的高度机动性，置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封锁线于无用之地，红军纵横驰骋于国民党军防御薄弱的内陆地域。

这种情况出现几次之后，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将领，想薛岳陈诚都开始对自己判断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影响到军队部署和行动的果断，国民党军的行动犹豫迟疑与红军行动的果断与高机动形成对比。这样就使得红军获得机动优势极大抵消了国民党军的兵力优势。然后最后乘虚伪币贵阳，调出滇军，打开了通往金沙江的道路，而且是把国民党军甩开7天的路程。

毛泽东精妙的指挥不但是蒋介石无可奈何，中共中央中的文科生看不懂，就连红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也是事后才明白，像林彪就在1949年接受苏联作家西蒙诺夫采访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在“四渡赤水”中向毛泽东学会了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