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长期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这是一个事实；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出了现代科学，这也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中国在16世纪后为什么没有诞生现代科学这样的问题，却不容易回答。因为凡是对未发生过的事情追究原因，虽然也可说出不少，但其答案却缺少必然性。例如，我们同样也可以问这样的问题：欧洲的现代科技是在搜集、整理古希腊科技文献的基础上诞生、形成的，可是公元9至12世纪之间，阿拉伯人也异常重视对古希腊科学著作的搜集、翻译、整理和传播，为什么现代科技同样没能在阿拉伯国家那里诞生？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自然也可以说出个一二三来，但由于答案无法验证，因而未必具有必然性。

实际上中国从16世纪以后，无论是相对于欧洲还是相对于自己的过去，科技的发展速度不仅在变慢，而且越来越滞后，到近代终于出现了“落后挨打”的令人扼腕的结果。这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我们不能回避事实，自然也不能不深思其中的原因。

对于中国从16世纪以后科技走向落后的原因，人们已从官僚制度、经济形态、教育体制、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探寻过，甚至有人把根源找到了我国古老的象形文字和文言文上。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总结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促进当代科技发展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因而从“难题”提出不久一直到现在，人们都在积极回应、求解，不断发表新的意见。

16世纪以后导致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确实可以说出很多，难以一一列举，我们这里只能举其大者。

首要原因是，16世纪以后，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走向没落，是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直接导致了中国科技的落后。

社会制度对科技发展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从欧洲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来。中世纪的欧洲科学几乎窒息，与教会统治的黑暗关系密切，这是大家公认的结论。在教会统治下，即使古希腊、古罗马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人的科学著作仍在流传，却没有焕发其科学精神，反而被当作了神学理论的资借，科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就是生动的例证。15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接踵而至，近代自然科学也就应运而生，这也是生动的例证。

客观上说，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基础和物质手段，随着17至18世纪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工业革命与海外殖民扩张相辅而行，欧洲的科技一直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而这时的中国却仍然是一只沉睡中的狮子，封建制度仍然在按照它本身固有的逻辑一步步走向更加专制、更加黑暗的境地，终于导致了落后挨打的惨痛结局。

中国的封建社会没落的标志是封建专制的强化，国民自由精神的丧失和创造力受到压抑。

封建专制在明代就已明显加强。其表现是在政治上加强封建君主的个人权力，在经济上、法律上、文化上、教育上、思想上实行全面垄断。朱元璋为政崇尚刚猛严厉，接二连三制造大案杀戮功臣，动辄对大臣施加廷杖，甚至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来暗中窥视群臣。对于地方，则通过黄册、鱼鳞图册的编制加强对普通农民的人身控制，又以凌迟、充军等手段加大对“罪犯”的惩罚力度。考试则从四书五经中命题，要求士子代圣人立言，以钳制他们的思想。专制制度的强化明显地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到明代后期，中国的科技相对于欧洲，已有明显的差距。这时虽然也有李时珍、徐霞客、宋应星那样伟大的科学家出现，但这些人多半都是隐士，且将他们的成就与同时代欧洲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哈维等人相比，也存着一定差距。

明代后期江南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应该说是消弭东西方科技差距的一个良好契机。这一时期纺织、冶铁、陶瓷技术的进步，手工业对风力、水力、煤炭等能源的运用，工场主和雇佣劳动力的大量出现，都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外交流方面，欧洲传教士的到来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努力应该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但是，随着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历史改变了它的进程。清人入主中原后虽然加紧汉化，但它从汉文化中学到的却主要是封建专制那一套。封建专制加上民族压迫，使它显得比明王朝更为黑暗。东南一带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地区反清最为坚决，因而是他们镇压最残酷、控制最严密的地区。虽然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也曾出现过“盛世”，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曾有过较大发展，商业也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对外贸易也空前兴盛，资本主义因素较明末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讲，封建专制程度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比明代更为严酷。国家事无巨细，统统须经皇帝做出终极裁判，皇帝的意志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命运；接二连三的文字狱严重地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八股制艺则变成了利诱和腐蚀士人灵魂的工具。康熙、乾隆在文治的口号下组织力量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献，真正的目的却并非为了弘扬文化，而是借机转移文人学者关注现实的视线，借机加强文化控制，甚至摧残文化。因此，虽然清初在科技方面也取得过一些成就，出现过像康熙那样热衷于科技的皇帝，但并未能改变科技日益落后的总体趋向。

乾隆晚年到嘉庆、道光，封建专制的弊端便日益突出，嘉庆、道光帝都再也没有康熙、乾隆那种“乾纲独断”的能力。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王公贵族的日益奢靡，贪墨之风日益炽盛，国家库帑的日益空虚，军队武备的日益废弛，民众反抗的日益激剧，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挽回颓势。乾隆时代兴起的以考据、校勘、音韵、训诂为主的朴学，使士大夫们远离现实问题而沉溺于故纸堆中，再加上乾隆后期就已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交往断绝，整个封建国家已变得毫无生气，哪里还谈得上科技的发展！1840年以后，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威胁之下，在一纸纸不平等条约之中，中国终于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科技的发展更面临着十分艰难困蹶的境地。

所以，中国从16世纪以后科技发展逐渐走向衰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封建制度走向没落造成的。

其次，一般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由于中国地理上的相对封闭，加上汉民族文化相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先进，特别是封建王朝的极力自我夸大，使古人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还有，中国历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这种自给自足容易使人们相信中国可以不依赖世界，不需要同别人交流。这些观念根深蒂固，在明末世界地理知识（如利玛窦有《坤舆万国全图》、庞迪我有《海外舆图全说》、艾儒略有《职方外纪》等）传入以后仍未得到彻底的改变。清代统治者就曾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作为闭关锁国政策的理论依据。外国使团到中国来，清统治者往往把他们当做从远方来朝贡的藩国使臣对待，而不看做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这些都不利于中国同世界的交流，而只能使自己更加封闭、保守、落后。

再次，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智慧、富于创造的民族，它所创造的长达几千年的辉煌，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宝贵的精华，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讳言，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在今天看来有局限性甚至属于糟粕的东西，这些东西对科技的发展是有负面影响甚至有阻碍作用的。

例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就有某些局限性。“天人合一”观念关注的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注重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其中包含着合理的内涵。但“天人合一”观念也常常使古人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纠合、胶结在一起，导致在探讨自然问题时把自然人文化，而探讨人文问题时又把人文自然化，从而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者的研究都出现偏差。

“天人合一”观念还会导致神学的出现。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就是“天人合一”的一种。它把自然之天拟人化，认为天有意志，能监视人间并根据君主德行的好坏赐福或降灾。这种观念所诱导出来的占星术也曾对天文科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刺激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迷信思想，在汉代就曾受到桓谭、王充等人的批判。由于它是为世俗政治服务的，因而它在封建时代有很大的市场。它不仅对科学的传播和发展造成过不利影响，而且对政治变革也常起阻碍作用。历代统治者都把自己得天下说成是天命所归，借以神化自己，又害怕天象变化会引起人心不安，危害自己的统治，因而常有意在天文学领域内设置禁区。例如封锁太史的天文观测结果，不许外泄。《南齐书•天文志》就有齐明帝建武（494—497）时“太史奏事，明帝不欲使天变外传，并秘而不出”的记载。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皇家禁止司天台人员与一般人往来，并要求对占候的灾祥保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为了禁止民间私习天文，曾下诏民间懂天文的人一律要经过考试归隶司天台，匿藏不报的，罪论死。第二年，全国各地送来一些天文术士，经过考试，一些人进入了司天台，其余的则被黥配海岛。明初朱元璋规定：私下学习天文的人要处以流放罪，私下制定历法的人要处以极刑。这显然对天文学的传播和发展极为不利。

“天人感应”说还渗透到许多领域，例如风水学、看相、算命等。古代的风水学中有属于科学的东西。但由于受“天人感应”中迷信成分的影响，古代风水学中也有许多荒谬的东西。这些甚至在近代都曾影响过科技的发展。例如洋务运动时，保守派反对修筑铁路，就曾提出“穿凿山川，必遭神谴”这样古怪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