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印度通”微信公众号

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半导体作为“工业粮食”已成为国家战略博弈的核心战场。

印度莫迪政府推出的7600亿卢比“印度半导体使命”(India Semiconductor Mission, ISM),以私营部门为核心推动芯片制造自主化,这场豪赌不仅承载着印度摆脱95%芯片进口依赖的迫切诉求,更折射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寻求话语权的野心。

从萨南德(Sanand)工业区崛起的芯片工厂到跨国企业的纷纷入局,印度半导体产业正站在历史转折点,但这条突围之路注定布满荆棘。

一、历史回溯:六十年折戟与教训沉淀

印度的半导体之梦并非今日启航,而是历经了长达六十年的反复试错与沉疴积累。

上世纪60年代,集成电路发明者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计划在印设厂,却因繁琐的官僚程序转而扎根香港,成为印度错失的第一次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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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政府主导建立的半导体实验室(SemiConductor Laboratory, SCL)本应是产业起点,却在1989年的一场大火后一蹶不振,未能形成任何实质性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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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的两次尝试同样铩羽而归。

2005年英特尔(Intel)10亿美元建厂计划因设备进口限制转投中国,2012年重启的3.9万亿卢比晶圆厂补贴计划,最终因市场环境争议导致IBM与华虹半导体(HSMC)相继退出。

复盘这些失败不难发现,印度半导体产业长期陷入“急于求成”与“生态缺失”的双重陷阱——盲目冲击高端晶圆制造环节,却忽视了封装测试、材料供应、人才储备等基础生态的构建,叠加官僚体系的效率低下,使得每一次尝试都沦为昙花一现。

二、现状解析:政策红利下的产业图景

如今的印度半导体产业,正借助“印度制造”战略东风迎来前所未有的政策窗口期。

莫迪政府汲取历史教训,摒弃了以往单一聚焦晶圆厂的激进策略,转而构建“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全产业链生态,推出的“对等出资”补贴模式(中央承担50%项目成本,各邦叠加20%-30%补贴)与自由出口政策,成功吸引了全球资本的目光。

截至2025年8月,10个半导体项目已在6个邦落地,累计投资达1.6万亿卢比,形成了多点开花的产业布局。

在核心项目中,塔塔集团(Tata)与中国台积电(PSMC)合作的9.1万亿卢比晶圆厂项目堪称标杆,其50%的政府补贴比例彰显了印度的决心;美国美光科技(Micron)投资2.2516万亿卢比的存储芯片工厂,投产后年产能将达13.5亿颗,填补了印度高端存储芯片制造的空白;CG半导体公司(CG Semi)与日泰企业合作的OSAT工厂,已实现首批“印度制造”芯片下线,成为产业突破的具象化标志。

这些项目的推进,不仅让萨南德(Sanand)、多莱拉(Dholera)等小镇跃升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新热点,更验证了“先易后难、生态先行”策略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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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印度半导体市场规模已达450-500亿美元,预计2030年将翻倍至1000-1100亿美元,庞大的内需市场与全球产业转移趋势形成共振,为印度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但光鲜数据背后,1.71万亿卢比的年度进口账单(堪比2.5倍“贾尔吉万使命”预算)仍在警示:印度距离真正的产业自主尚有漫长距离。

三、核心困境:

生态、人才与技术的三重枷锁

尽管政策红利显著,印度半导体产业仍面临三大结构性困境,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核心枷锁。

首先是产业生态的碎片化,半导体制造涉及500多种化学、气体和电气工艺,而印度目前在高纯度硅材料、特种气体、光刻胶等关键耗材领域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供应链的脆弱性可能导致生产中断风险。

CG半导体工厂对无尘环境的极致要求,从侧面反映出印度在高端制造业配套设施上的短板。

其次是人才缺口的刚性约束。半导体产业对中层技术管理人员和精密制造工人的需求极为迫切,但印度高校相关专业覆盖率不足,现有劳动力中具备芯片制造经验的人才仅占全球总量的2%。

尽管“设计相关激励计划”(DLI)已支持278家学术机构接入EDA工具,但人才培养的周期效应远滞后于产业扩张速度,波士顿咨询集团(BCG)提出的“印日人才走廊”构想,短期内难以缓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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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技术壁垒的难以逾越。全球顶尖芯片制造已进入Nano3·0时代,而印度即将投产的项目多聚焦于成熟制程,在Extreme Ultraviolet(EUV)光刻等核心技术上仍依赖进口设备。

前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芯片制造的资本密集特性(单座晶圆厂投资超万亿卢比)与技术迭代速度,可能让印度陷入“补贴依赖-产能落后”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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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来规划:

ISM 2.0的破局路径与挑战

面对多重困境,印度已开始布局“印度半导体使命2.0”(ISM 2.0),试图通过三大方向实现突围。

一是构建自主化输入生态,重点扶持本土企业在化学品、气体、基板等耗材领域的研发生产,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二是拓展化合物半导体晶圆厂布局,聚焦汽车、国防等优势终端市场,避免在通用芯片领域与台积电(TSMC)等巨头正面竞争;三是强化本土研发能力,计划建立先进晶圆厂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动机制,逐步突破技术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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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层面的战略聚焦也值得关注。塔塔集团(Tata)深耕汽车芯片领域,CDIL公司专注于电动汽车用SiC器件,这种“细分市场突围”策略有助于印度在特定领域形成差异化优势。

德勤南亚(Deloitte South Asia)合伙人卡蒂尔·坦达瓦拉扬(Kathir Thandavarayan)提出的“借力印度裔设计人才优势”,若能转化为全球企业研发中心的落地,将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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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规划的落地仍面临多重挑战:持续的政府补贴能否抵御财政压力?跨国企业的技术转移是否会受全球科技竞争限制?官僚体系的效率能否匹配产业发展速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印度能否在2035年成为10万亿美元经济体的同时,真正实现“每台设备都有印度芯片”的愿景。

五、野心与现实之间的平衡术

印度的半导体突围,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战略耐心”与“发展速度”的平衡术。六十年的失败历史教会印度摒弃急功近利,而当前的政策设计也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智慧——从封装测试等低门槛环节切入,逐步向晶圆制造、芯片设计升级,这种路径选择符合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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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芯片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印度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持续的政策支持,具备成为全球半导体制造第三极的潜力。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印度不仅需要破解生态、人才、技术的三重困境,更需要打破官僚主义的沉疴,建立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高效治理体系。

十年为期,印度能否将7600亿卢比的战略赌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不仅关乎其自身的科技主权,更将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竞争格局。这场芯片突围战,印度输不起,也必须在野心与现实之间找到精准的平衡点。

本文转载自“印度通”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