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益认识到，绿氢是经济脱碳的关键要素，尤其是在直接电气化仍难以实现的领域。在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官方声明背后，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而真正的悬念在于这一抉择能否带来预期回报。

中国由化石能源驱动的经济发展，使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深深植根于工业流程、工程实践、交通运输网络和能源基础设施之中。虽然这种模式带来了非凡的增长，但也让国家高度依赖进口油气，暴露于动荡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之中，并承受着日益沉重的环境代价。随着全球市场对气候议题日益敏感，重塑能源基底已被普遍视为保障经济增长的必由之举。

北京将能源转型定位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一事业要求在各个层面实现脱碳——从生产、供应到终端消费。这一努力的核心一直是电气化，并以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快速扩张为支撑。2025年，电力已占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30%，高于2015年的23%。北京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升至35%。

然而，要再提升这五个百分点难度更大。 在以电动机、机械和装备为核心的制造业活动中，电气化已处于相对成熟的阶段。乘用车已实现快速电气化，商业卡车也紧随其后。可再生氢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它开辟了电气化的另一条路径。通过将可再生电力转化为燃料和化学品，它可以帮助钢铁制造、化工以及长途运输等更难减排的领域实现脱碳。

中国于2026年6月发布的《“十五五”能源规划》明确了截至2030年国家能源转型的总体方向，重点强调要加快氢能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氢年产量将达到200万吨。截至2026年3月底，已投产产能仅略超25万吨，另有90万吨在建，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现有项目储备之外新建大规模项目。

这种规模扩张使中国处于全球电解水制氢建设的中心地位，在截至2026年的已承诺产能中占比超过60%。然而，中国的供给侧推动并非建立在“需求自然跟进”的假设之上。

北京颁布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旨在主动创造需求，将氢定位为将可再生电力输送到直接电气化难以覆盖的经济领域的载体。此后，政策一直致力于通过刺激上游创新、基础设施投资和地方试点来扩大实际应用场景。

这一举措在2026年3月得到显著拓展，官方启动了一项试点项目，旨在将氢能应用从燃料电池汽车进一步扩大至化石能源制氢的大型工业用户领域。氨和甲醇等化学品生产以及钢铁制造的绿色化转型，是近期氢能需求潜力最大的领域。该试点项目同时也为远洋航运和航空等新兴领域的探索提供了空间。

然而，将这一势头转化为实质性进展绝非易事。曾经推动光伏规模化发展的国家支持机制，也同样导致了中国目前正在努力解决的产能过剩问题。氢能产业很可能重蹈覆辙。

在一个技术和成本仍在不断演进的新兴领域，某种程度的冗余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扶持多种应用场景是避免过早押注错误方向的合理避险策略。但效率低下不会自动纠正，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从广泛的政策支持转向由市场来优胜劣汰。正如中国当前在遏制光伏产能过剩方面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一样，这种政策调整既非自动发生，也绝非毫无痛苦。

此外，可再生氢的价格仍高于化石能源制氢——在工业应用中大约是后者的三到六倍。生产端与需求端往往存在地理上的错配，储运基础设施依然薄弱，而输气管道和专用设施的经济可行性则高度依赖于规模化需求，而这种需求在许多地区尚未形成。

然而，鉴于技术、生产经济性以及市场需求在未来的演变与转向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评估中国氢能的前景绝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的这些挑战。

未来的进展将取决于中国是否具备克服这些挑战的战略定力。这种定力的一部分源于经济考量。正如在光伏电池板和电池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将氢能视为在出口潜力不断增长的未来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契机——从电解槽制造到绿色氨、绿色甲醇等衍生品皆是如此。

但更核心的驱动力在于战略层面。氢能的核心价值，在于将清洁电力输送到直接电气化无法触及的经济领域，进而助力构建更加清洁的经济体系。对中国而言，打造这样的经济体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战略。这正是支撑北京跨越眼前重重困难的强有力理由。

Source：eastasia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