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开始创造自然界从未存在的生命分子,科学家们讨论的不再仅仅是“发现”某个分子,而是“设计”它,这也使得药物研发从十年磨一剑加速到日行千里。

同时,免疫治疗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过去,医学界更多依赖外在药物直接攻击肿瘤或病毒;如今,更智能的免疫治疗教会人体运用自身的“终极武器”,以更加精准、也更具长期意义的方式应对疾病。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抗体工程与新药研发课题组组长、上海合成免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应天雷,与团队将免疫学与合成生物学相结合,持续围绕免疫系统在重大疾病中的作用机制展开研究。同时,他创立了复融生物公司,聚焦于细胞因子药物开发,使得ai驱动研发的创新细胞因子疗法进入工程化与临床验证阶段。

他设计的分子,能钻进以往药物无法触及的靶点深处,他说,“我们正在创造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


他期待着实现那些曾被宣判为“不治”的治愈,“希望20年内,我们彻底攻克癌症。”

从传统的“发现科学”转向“合成免疫学”,这项起源于复旦基础医学院的研究,代表中国科学家在颠覆性疗法原始创新上的探索。复融生物的领先管线 fl115 (il-15 超级激动剂:刺激nk细胞和记忆型t细胞生长) 已在临床i期阶段展现best-in-class(同类最优)潜力,并将推向临床ii期。

为什么重大疾病的治疗,最终指向免疫系统?

免疫治疗的革命性在于,它不再直接攻击癌细胞,而是致力于让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重新识别并歼灭敌人。然而,现有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药物)仅对约20%的患者有效,且面临耐药难题。细胞因子——免疫细胞间传递信息的天然蛋白质,曾被寄予厚望,但多年来临床应用步履维艰。

这引向了应天雷的核心工作:合成免疫学。复融生物的f-body长效化技术平台对细胞因子进行精准工程化改造,在保留强大活性的同时,大幅提升稳定性和安全性,并赋予其靶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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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类药物与传统药物之间的根本差异是什么?它擅长攻克哪些传统药物“束手无策”的难题?

应天雷:免疫类药物,它代表着是一种疾病治疗的范式的变革。

传统药物更像“广谱轰炸”,是用外来的化学分子直接去攻击肿瘤细胞或者病毒,这种方式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很难避免对正常组织的损伤。而免疫类药物更像“特种部队”,它可以非常精准地识别病变细胞,在杀伤的同时还会留下标记,进一步调动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参与清除。

以抗体为例,其本身结合的亲和力是一个超高的亲和力,所以它可以做到真正的靶向治疗,可调动体内的各种免疫分子和免疫的细胞,作用机制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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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与团队设计“超级细胞因子”的创新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进一步验证?

应天雷:大学更擅长完成“0到1”的探索,比如发现新的原理、新的靶点和新的作用机制。就像我们在复旦大学提出的“合成免疫学”就是一种新的理念,用合成生物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之前的一些免疫分子,把它们拆开、拼接、重组,就可以设计出更多更新的免疫分子,它们作为药物可以爆发出更强大的治疗活性和潜力。

然而,开发一个成功的药物,更多需要经历“1到100”的工程化过程,包括分子设计、工艺放大、工程验证和临床推进等环节。复融生物具备工程化与后续验证的平台,使得原创免疫分子能够真正往临床推进。

我们最近设计的一个细胞因子类的药物叫做fl115。这个药物是用来激活人体的nk细胞,让nk细胞去杀死肿瘤。在针对晚期实体瘤的i期临床试验中,fl115单药便取得了39%的疾病控制率,包括部分缓解和长期疾病稳定。


ai让免疫系统变得“可分析、可推断”

在这场免疫药物研发的试炼中,ai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应天雷的团队训练ai模型学习海量的抗体序列,试图破译其背后的抗原识别规律。这让单分子层面解析免疫状态成为可能——一个人的免疫系统是否正在与早期病变斗争?其抗癌潜力有多大?未来,这或许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疾病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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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免疫药物研发中,带来最直接的改变是什么?

应天雷:以抗体药物为例,一个鼠源抗体如果要制作可以用在人身上的药物,需要经历人源化的过程。传统做法往往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还需要比较大的团队反复做实验。复融生物的研究团队引入计算方法,将抗体人源化的关键设计步骤放到计算机中完成。

前几个月,我们利用自己研发的一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模型做了这样的设计。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以前将近一年才能完成的过程,实验大大加速。

加速还不够有意思,还可以设计一些全新的功能。我们开发了一个算法,赋予抗体药物新的活性,还可以结合一种多肽的标签,使其在工业界很迅速地做很便宜的纯化,也能推进药物的研发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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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否也在影响我们对免疫系统运行机制的理解?

应天雷:是的,而且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体的免疫系统极其复杂,我们体内同时存在着大量不同的抗体分子和免疫受体,它们在不同时间、不同状态下发挥作用。如果不借助人工智能,我们几乎不可能同时处理和理解亿万级分子的信息。

具体来说,我们体内的每一个t细胞表面的受体,有可能作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分子上?或者它经历过什么?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ai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海量的数据规模下寻找规律,这是人力和传统方法很难做到的。

我们把体内大量的抗体序列输入模型,先给它们一些基础的标签,比如哪些可能结合某类抗原,哪些不结合。在不断训练之后,模型会自己学会从序列中识别出规律。这个规律,是我们过去并不知道、也很难通过单一实验发现的。


“健康,应该成为一种普惠的人权”

是什么驱动一位科学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漫长研发道路上坚持二十年?对于更远的未来,应天雷怀有更宏大的愿景,“健康应该成为一种普惠的人权。”结合ai预测与免疫治疗,癌症或许将不再是绝症,而是一种可预警、可拦截、可治愈的疾病。

复融生物组建了一支兼具顶尖科研与丰富产业经验的团队,公司已构建了包括fl115(il-15)、fl116(靶向il-18)、fl301(新型细胞因子) 在内的产品矩阵。免疫分子如何逐步具备进入真实应用场景的条件,成为这一研究方向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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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是否有某个具体的时刻,让您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造物者”或者“变革者”,正在亲手搭建对抗疾病的新武器?那是一个怎样的时刻?

应天雷:有一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同事给我看了一张结构图,是我们设计的一种自然界不存在的全新免疫分子,和它的靶点结合在一起。从结构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分子进入了一个很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是传统抗体或蛋白药物很难到达的。这个结果和我们最初的设计预期高度一致,也让我们确认,这样的人工设计分子在体内是有实际活性的。这让我非常深刻地觉得我们是可以创造一个自然界没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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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您团队在这一领域的突破,您预见十年后,这种新型药物会怎样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应天雷:健康应该成为我们人类个体普惠的人权,我们是可以远离重大的疾病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地来延长生命的长度和提高生命的质量。这其实就是我们医学人奋斗的最主要的目标。

个人认为,我们未来10年是很有希望看到一些重大疾病的治愈。比如像乙肝,像某些神经类的疾病,都很有可能实现的。我们看到了很好的迹象,也有一些药物在临床进展,对此我们充满了信心。我的一个预期是20年内能彻底攻克癌症,我希望我能看到它的顺利实现。

这位免疫世界的“造药者”相信,生命的方程式并非不可改写。当人类学会与自身最复杂的防御系统对话,并用工程学的智慧对其升级,那些关于健康与长寿的古老梦想,正从分子结构的维度,照进现实。

复旦科创

组 稿

校融媒体中心

文 字

周惠仪

徐沁芃

责 编

殷梦昊 雷蕾

上观号作者: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