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老龄化，并不是人口总量不足，而是人口年龄结构不合理。老年人占比太高，年轻人占比太少。很多观点把老龄化的罪魁祸首归结为计划生育，但这并不合理。
60年代我国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婴儿潮：
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人类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风险。为防止苏联入侵，我国一方面搞三线建设，制定“备战、备荒”的方针；另一方面提倡“人多力量大”等观点，鼓励人民多生孩子，储备青年人力资源。从事后的角度，中苏最终避免了全面战争的爆发，但在当时的背景下，鼓励生育是有必要的，充足的适龄兵源提升了国防威慑力。
70年代初，中美关系迎来缓和，我国采取“联美抗苏”的策略，国防压力得到缓和，不再需要庞大的人力来弥补装备落后的缺陷。在此背景下，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作为补救措施，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73年，人口增长指标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并提出"晚、稀、少"政策，要求每对夫妇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计划生育的出发点是为了削谷填峰，由于60年代生育政策猛踩油门，所以70年代只能紧急刹车，否则人口增长迟早会失控。
也就是说，造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和国际局势有关，很多老一辈的人经历过中苏对抗的艰难时期，那会苏联威胁要对中国投掷核弹，东北和华北处于对抗前线，如果没有充足的年轻人口作为依托，民族命运不堪设想。近现代时期，中华民族的悲剧就在于离日本和苏俄太近，很容易被这两股势力影响。
由于人口生育存在惯性，可以发现我国出生人数呈现周期性变化。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政策鼓励生育，年均出生人数为2700万人。1973年开始执行计划生育后，年均出生人数回落至2000万人，下降了25%。这里把前一波人称为超生组，后一波人称为计生组。
从80年代中旬开始，超生组成为生育主体，我国迎来第二波婴儿潮，年均出生人数大约2300万人，比上一代人下降15%。从90年代下旬开始，计生组成为生育主体，年均出生人数1700万人左右，比上一代人下降15%。从下降的幅度可以看出，80年代到00年代期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好，出生人口呈循序下降的趋势，每代人收缩15%左右。如果这一趋势能一直保持下去，我国有望避开老龄化问题。
然而从2008年开始，我国人口生育曲线出现异常。2008—2019年期间，我国年均出生人数1600万人左右，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第三波婴儿潮，相比上一代人下降了30%，生育率从1.7降低至1.4。从宏观经济来看，2008年第一产业占GDP比值跌破10%，我国进入工业化时代。再加上1999年高校扩招等因素，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推迟了婚育年龄，导致人口出生高峰期递延，且峰值被压低，生育率非自然下降。
从直观数据来看，相比00年代，10年代我国年均出生人数仅减少了100万人，很多专家以此作为人口政策不需要调整的论据。然而他们忽视了背后的基数差异，在拥有更多育龄妇女的情况下，10年代出生人口不增反降，本身就反映出生育率崩盘的趋势。
从2020年开始，我国城镇化率突破65%，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预计20年代我国年均出生人数仅900万人，相比上一代人下降50%，生育曲线进一步雪崩。其背后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不婚不育人数的增多，95—05年的这波年轻人里，至少有10%永久放弃了生育计划。
参考海外经验，结合超生组与计生组的对照，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并非经济因素，高房价和高昂教育成本只是催化剂，国民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婚育观念转变才是根本原因。很多年轻人都在评估生育的个人价值，是否有必要把它当成人生必选项。毕竟古代可以养儿防老，现代可不一定。
东北生育率位居全国倒数：
这里可以参考东北的情况。东北房价并不高，但生育率位居全国倒数。这是因为东北是中国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东北人均受教育水平居全国前列，当地民众对传宗接代没有太强烈的执念，积极响应只生一孩的政策，以至于成为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地区之一。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拉美，尽管拉美经济并不发达，但由于当地曾经历工业化洗礼，很多人并不把繁衍子嗣当作人生追求。
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但凡经历过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其传统的乡村经济和宗族文化必然会瓦解，农业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生育率也会随之暴跌，该趋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人口政策的三元悖论：
那能否通过经济激励提高生育率呢？很难，因为人口政策面临人口总量、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质量的三元悖论。所谓老龄化主要是人口年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而非人口短缺。我国依然面临人多地少的矛盾，教育和医疗资源紧缺，一到假期旅游景点人满为患，带来了内卷问题。
我国依然面临人多地少的矛盾：
假如完全放开生育限制，并实施生育奖励政策。最多的受益者是“徐州八孩”事件的董志民们，他们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把繁衍后代当作人生最大追求，对子女的成长并不重视。如果董志民们多生，并不利于提升国民素质。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放开生育限制，会导致豪门有更高概率实现财富传承，带来更严重的阶级分化问题。
国家更希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生孩子，然而几万块的生育奖励对中产不起作用。一户中产的育儿成本至少50万，且生孩子对女性身体的负面影响非常大，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家庭至少需要补贴50万才能让中产生孩子。我国有上亿适龄中产家庭，这笔钱财政负担不起。老龄化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财政缺口，为解决老龄化透支财政属于本末倒置。然而假如生一个孩子只补贴几万块，最后的结果就是占用其它纳税人的收入，让董志民们成为最大赢家。
对后现代化国家来说，靠经济补贴很难有效促进生育率反弹，除非去工业化，亦或是效仿伊斯兰世界那样限制妇女教育权。现代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很多人来说，生孩子反而成了非理性选择，宁可多交税也不愿多生。罗马尼亚曾强制国民生育，甚至设置月经警察，但最后几乎没什么效果。
就算提前取消生育限制，亦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
另一方面，生育政策还要考虑人口年龄曲线的问题。假如从2008年起放开三胎政策，非但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会扩大20后和10后的人数差距，进一步扭曲人口年龄结构，提升远期养老压力。
展望未来，老龄化问题几乎无解。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最多只能解决生产端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消费端的问题。举债养老治标不治本，只会延缓危机爆发的时间。缓解老龄化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引进移民，这是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道路，但未必会被中国社会接受。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19世纪主要引进日耳曼人种，以至于德裔成为美国最大族群。日耳曼人善于创新，为美国培养出上百名诺贝尔奖得主。爱尔兰裔由于会说英语，也大量涌入美国。为了与华人争夺低端岗位，在爱尔兰裔的推动下，美国曾颁布《排华法案》，限制华人入境。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引进移民的来源进一步放宽至整个欧洲地区，以意大利裔为代表的南欧人和以波兰裔为代表的东欧人如潮水般涌入这片土地，他们怀揣发财的梦想并在当地扎根。由于缺乏教育，南意人不被主流社会待见，他们成立黑手党，在美国从事走私和贩毒业务。
20世纪下半叶，美国凭借超级大国的优势从全球吸纳顶尖人才。东海岸主要引进欧裔，西海岸则引进以中日韩越为代表的东亚裔。欧裔和东亚裔的移民素质较高，前者与美国白人同种同文，更容易融入当地文化。后者吃苦耐劳且遵纪守法，为加州的经济繁荣作出很大贡献。
21世纪以来，伴随欧洲和东亚生育率下降，美国越来越难引进欧裔和东亚裔的移民，被迫放宽对墨西哥裔和印度裔的限制。前者以劳务输出为主，后者靠H-1B签证拿到进入美国的入场券，这两个群体拉低了美国平均工资，遭到MAGA抵制，是特朗普重点打击的对象。
二战后，西欧百废待兴，急需优质劳动力填补就业缺口。法国主要从阿尔及利亚引进移民。区别于其它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曾被当作法国本土，二战后获得独立，大量法裔移民回流母国。再加上法国投降较早，人力资源受损较少，因此仅靠阿尔及利亚回流的劳动力就能满足本国建设需求。
相比之下西德的情况较为特殊，二战导致德国被打光了一代人，大量村社陷入荒芜。西德严重缺乏劳动力，为此不得不靠高工资吸引东德人口，协助东德民众逃往西德（类似上个世纪的“逃港潮”）。另一方面，由于担心德国复仇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驱逐了上千万日耳曼人，这些人大部分被西德接收，用于补充当地劳动力。然而仅靠德裔依然满足不了本国需求，为此德国只能依靠劳务合同引起土耳其裔。土耳其与德国关系较好，且推行世俗化政策，土耳其裔承担大量低端岗位，压低了德国劳动成本，德国球星厄齐尔就是土耳其裔。然而德籍土裔虽然能说流利的德语，但他们依然保留本国文化特征，很多信奉伊斯兰教，很难被同化。
冷战结束后，欧美共同瓜分苏联解体带来的红利，美国重金招募苏联科学家，西欧则从东欧引进大量优质劳动力，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坚持欧盟东扩的原因。来自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的移民纷纷涌入德国，极大缓解德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凭借东欧带来的廉价劳动力，西欧迎来长达二十年的经济景气，成功避免通缩陷阱。
然而伴随东欧生育率下降，东欧的人口红利期走向终结。欧盟被迫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主要分为德国模式和法国模式两种路线。德国主张引进穆斯林难民，常年的战乱，使中东大量年轻人涌入欧洲，很多从事体力劳动。默克尔曾算过一笔账：“引进中东难民带来的经济效益，大于其安置费用。”然而事与愿违，中东移民犯罪率较高，且普遍信仰伊斯兰教，与西欧文化格格不入，很难融入当地社会。
法国则选择从西非大量引进黑人，西非曾是法国殖民地，当地黑人会说法语且信仰天主教。但黑人劳动产出并不高，倾向靠社会救济为生，在法国饱受诟病。高福利制度压垮了法国经济，支持多元文化的极左翼和反对移民的极右翼水火不容。不管是穆斯林难民还是黑人，在降低欧洲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带来社会治安和文化冲突的问题。
二战后，日韩和新加坡凭借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实现经济奇迹。但90年代以来，日韩新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本从中国引进部分劳动力，在日华人超过百万。韩国则从北朝鲜和中国东北招募大量朝鲜族劳工，部分满足其低端岗位招聘需求。新加坡则引进东南亚华人，特别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马来西亚和印尼信奉伊斯兰教，当地华人容易遭受歧视，因此更愿意去新加坡生活。近几年也有很多上海人跑到新加坡定居，以至于新加坡不得不提高移民门槛。
日本民众抗议政府引进印度人：
伴随中国和朝鲜生育率走低，日韩需要开辟新的移民引进渠道。与欧洲相比，日韩文化较为保守，只愿接收黄种人，不愿引进黑人和穆斯林补充劳动力，以至于其人口年龄结构变得很难看，有些岗位招不到年轻人。日本政府曾考虑引进50万印度人用于填补IT就业缺口，但遭到很多国民反对，极右翼趁机拉了一波票。
伴随60后和75前集体退休，中国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引进移民可以部分缓解老龄化压力，节省养育成本。相对好的一点在于，未来二十年引进移民的渠道或以东南亚为主，中亚为辅。东南亚大部分是黄种人，更容易融入中华文化；中亚五国虽然生活着很多穆斯林，但当地政府奉行世俗化政策，原教旨主义者会少一些。近几年很多高校不再为专硕提供住宿，省下的空间能让高校招收更多外国留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腾笼换鸟的作用。
连接中南半岛的泛亚铁路：
近十年来，中方积极推进泛亚高铁建设，试图打造以昆明为起点，连接中南半岛诸国的交通网。泛亚铁路分为三段，东线的中越铁路（昆明—河内—海防）预计将于2030年竣工，届时云南将获得成本更低的出海口。中线的中泰铁路预计2028年通车，设计时速250公里，可将昆明至曼谷的车程缩短为10小时。西线的中缅铁路虽然立项较早，但由于缅甸局势不稳，工程暂时停滞。中缅铁路能绕开马六甲海峡限制，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
相比普铁，高铁更多承担客运职能。一旦泛亚铁路修通，中国和中南半岛将从货物—资金流通升级为人员—文化交流。作为铺垫，昆明在呈贡新区修建了面积50平方公里的大学城，为招收国际学生留足空间。另一方面，中吉乌铁路的修建也会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联系。展望未来，昆明和乌鲁木齐或成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为内地提供来自东南亚和中亚的优秀人才，缓解老龄化压力。
东南亚人和中亚人与我国少数民族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容易进行民族划分和管理。比如泰国移民可以识别为傣族，越南移民可以识别为京族，哈萨克斯坦移民可以识别为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斯坦移民可以识别为乌孜别克族。
伴随工业化发展，东南亚和中亚的生育率也呈降低的趋势。再往后，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东南亚、中亚也会陷入老龄化阶段，届时可能需要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那个时期全球只有三个区域能维持较高的年轻人口比率，分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伊斯兰世界。按照联合国估计，届时黑人、印度人和穆斯林占全球人口或超过一半，成为新增劳动力最大来源。当下被美国嫌弃的墨西哥裔，二十年后可能会因为年轻人口不足停止输出移民。
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可以分为欧美模式和日本模式。欧美支持大规模引进移民，哪怕是文化和宗教背景截然不同的移民。这为其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缓解了老龄化带来的经济衰退问题。但缺点是多元文化下社会价值观撕裂，种族矛盾激化，为极右翼诞生创造土壤。相比之下，日本模式排斥外来移民，依靠举债的方式应对养老危机。日本模式的优点是社会治安较好，可以保留本国文化独特性。缺点是或陷入长期通缩，财政入不敷出，经济缺乏活力，制造业竞争力下降。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支持引进移民，接纳东南亚移民或已是社会容忍极限。然而二十年后，我国恐怕只能在非洲、中东和印度之间选择移民来源，因为其它区域也没有人口增量了。引进移民势必会冲击中华传统文化，“五胡乱华”的教训不可不借鉴；然而不引进移民则老龄化问题无解，光是养老金支出就足以压垮财政，届时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