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旭光（Arunabh Ghosh）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鲁方裕(编译)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今年是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0周年。这座装机容量22500兆瓦、至今仍是全球最大发电站的混凝土巨物，几乎撑起了中国人对于“水电”二字的全部想象——从孙中山1919年的构想，到三门峡、葛洲坝，再到2012年最后一台机组投产，百年夙愿落地为一个国家快速工业化的图腾。但在三峡的壮观景象下，有一段被长期忽略的平行历史：1949-1983年的中国，曾在农村丘陵与山区修起了近9万座小水电站，平均单机容量仅80千瓦，却覆盖了全国近1600个县、惠及约3亿农村人口。当“大”被用来象征国力时，“小”其实也曾是主角。

这种“重大型、轻小型”的史学偏差并非中国独有——美国也造超级大坝，尼赫鲁称“大坝是独立印度的‘新庙宇’”。中国小水电反而在历史研究中被双重边缘化：在二十世纪能源与经济史研究中，中国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在中国水电史研究中，其光环又被大型工程的叙事遮盖。但中国小水电的适用性与自力更生的技术，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作者郭旭光（Arunabh Ghosh）系统梳理了中国小水电的完整脉络：从50年代的缓慢起步、70年代的峰值十年，到80年代初成为全球领导者；从基层电力的实际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演变，到对“规模与发展”这一经典理论命题的重新审视。这是一段关于“小”如何改变“大”的历史，也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底层逻辑的关键切面。

本文原载于国际学术期刊《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6年第36期  总第316期

微小之物的重要性：

中国的小水电，1949-1983

▍引言

1969年末，来自中国十五个省份和自治区三十个工作单位的一百五十名代表，汇聚于福建省东南丘陵地带的永春县。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商讨如何在全中国推广小水电。这次会议正式名称为"南方山区小型水利水电座谈会"，分两个阶段进行：与会者先在永春驻留两周，随后移师首都北京，再开会两周。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各位代表返回各自所在的省份和工作单位，着手推动相关工作——这使1969年成为中国现代水利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转折年。

此后十年，中国掀起了小水电建设的"高潮"。全国各地新建小水电站逾七万座，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小水电站总量（相比之下，美国仅有约一千座，印度约有一百余座）。这一建设规模意味着水电站数量几乎增加了五倍——从18935座增至89669座——到80年代初，中国约三分之二的县（约2300个县中的近1600个）已能使用水电。其中近一半的县（770个）以小水电作为电力生产的主要手段。这些新建水电站大多装机容量仅50千瓦，最大者也鲜有超过数兆瓦的。至1979年，小水电总装机容量达6329兆瓦，比十年前（729.5兆瓦）增长了约九倍，约占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的三分之一。三亿农村人口因此受益。

将1969年定为历史转折点，将20世纪70年代视为小水电建设的高峰十年，势必颠覆人们对水电史及中国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惯常认知。毕竟，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印象深刻的是大坝的宏伟体量，而非其微小与普遍。早在1894年，孙中山便满怀热情地论及水电的前景，并在数十年后将三峡大坝作为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核心。经历了涉及苏联、美国及国际顾问的跌宕历史，以及中国人数代的推动，这一宏愿终于在2012年得以实现。这一年，长江三峡大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电站，装机容量达22500兆瓦。在1894年至2012年间，还相继建成了一系列其他大型水电工程，其中尤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门峡工程（黄河）和七八十年代的葛洲坝工程（长江）最为著名。时至今日，中国拥有全球十座最大水坝中的五座。标志性工程之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确实已成为大型水电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其拥有的大坝数量约占全球大坝总量的40%（逾两万四千座）。至2017年，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达341吉瓦，远超排名其后四个国家的总和。

此处所揭示的矛盾——一方面是人们惯常强调大型水电的认知，另一方面是20世纪70年代小水电建设铺天盖地的现实——在学术文献中同样有所体现。在这一领域，中国是史学研究的"双重异类"。首先，在二十世纪能源与经济史研究中，中国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尽管已有关于能源与电力史的优质全球综览，以及美国等国水电扩张的专题研究，但亚洲相关研究的重心往往集中于环境史学家伊丽莎白·查特吉所称的"化石燃料发展主义"，即聚焦蒸汽动力而忽视电力。中国研究领域的近期成果大体延续了这一范式，着重探讨煤炭与石油的历史及其在晚清（约1860—1911年）、民国（1912—1949年）和社会主义时期（1949年至今）工业化进程中的核心角色。相比之下，水电史受到的关注相当有限，通常附属于更宏观的水利保护、河流治理与环境研究之中。

就已有的水电史研究而言，视野几乎完全集中于追溯大型工程的建设历程与影响，上述三门峡、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均是典型案例。这种对"大"的痴迷并非中国独有：美国是最早建造超级大坝的国家；尼赫鲁更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称大坝是现代（独立后）印度的"新庙宇"。凌驾于历史著作之上的是更为庞大的当代社会科学文献，聚焦中国近年大坝建设的生态与社会经济影响。正是这种——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大众层面的——对大型水电的聚焦，使中国小水电的建设、使用与影响史再度沦为局外者。

本文旨在迈出纠正上述失衡的第一步。首先，本文重建了中国1949年至80年代初在小水电领域大规模投入的历史。这一重建是英文学界的首次尝试，将有助于重新评估中国史上的若干关键时期与重要事件。其次，文章转向探讨小水电带来的影响。随着电力首次进入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数亿人的经济与社会活动模式随之改变。东部、南部和西南部的农村与山区作为水电活动的新地理中心，与传统的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重工业基地（通常位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北地区，如抚顺、鞍山和大庆，或与三线建设[1964—1980年]相关的地带）迥然有别。最后，文章探讨小水电个案能为发展、创新与环境等概念和理论问题提供怎样的启示。回归关于规模与发展的长期争论，中国小水电的经验提醒我们：在全球能源史中，小规模、适用性与自力更生的技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综合上述三个层面，本文深化了我们对二十世纪大坝建设的理解，将小水电定位为大型水电这一更广为人知叙事的重要平行发展。

尽管小水电自1949年以来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常见组成部分，但"小"的精确定义却从未固定不变。随着愈来愈雄心勃勃的工程不断涌现，分类标准历经多次修订。由于衡量大坝的方式多样——包括坝高、水面面积、水库容量和发电装机容量——多套分类体系并存也就不足为奇。尽管如此，以发电装机容量为基准的技术官僚定义仍是小水电的标准分类指标。20世纪50年代，总额定容量在500千瓦及以下的电站均被归类为"小型"；60年代，这一标准提升至3兆瓦；70年代进一步提高至12兆瓦；至80年代，最终确定为25兆瓦。

以25兆瓦为小水电上限，中型和大型项目则相应划定为25兆瓦至250兆瓦，以及250兆瓦以上。在实践层面，这些区分仅有有限的参考价值。至1979年底，现存近九万座水电站中，绝大多数（逾八万八千座）的额定容量低于500千瓦。事实上，每座水电站的平均装机容量为80千瓦，而这一数字还因964座容量超过500千瓦的电站而有所抬高。

最终以发电装机容量作为区分标准，或许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大型水电与小型水电在功能上并无本质区别——毕竟，两者都是利用水的势能驱动与发电机相连的水轮机来发电。然而，正如以下各节所示，这种功能上的相似性，可能掩盖了比单纯聚焦大坝更为丰富、更加多样的技术、经济和社会过程与成效。其结果是，我们对中国在全球大坝建设史中所处地位的认知，将更加细致入微——这种认知既承认中国在大型水电领域的引领地位，同时也直面这种聚焦方式本身的局限。换言之，小水电以其数量之众所体现出的"小"，或许与大型水电以其个体体量所彰显的"大"同等重要。

▍早期发展（1949—1969年）

水力发电最初并非中国水利政策的核心议题，这与此前数十年的发展轨迹一脉相承——尽管孙中山等领导人曾对水电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作出建设水电基础设施的尝试，但进展迟缓。1949年建国时，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仅为163兆瓦，占全国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不足9%。此后，中国推行了两轨并行的水利战略：主要河流成为借助最新技术开展大型工程建设的场所；较小的河流和水道则成为通常依靠群众劳动的水利保护工程的用武之地。彼时首要目标是扩大耕地灌溉面积。至1959年，水利部宣称灌溉面积已实现近四倍的增长。指导原则遵循"三主"方针，即强调"小型为主、地方群众自办为主、设备地方自制为主"。这一时期的水利保护工作主要是修建水库——据估计，中国建立头十年内，修建水库多达四万座，并开凿了大量灌渠，以便更多土地得到灌溉。

在这一体系内，水力发电的地位相当边缘，在20世纪50年代初仅被认定为一个新兴领域。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水电开始受到更多关注——苏方着重推介大型主要河流工程。然而，"巨型大坝需要大量混凝土和钢材，而中国当时尚无法生产足够的数量"。转向小规模解决方案，部分源于对大规模方式的失望，也是因为中国水利管理部门对某些较为传统的中国技术更加自信。1955年3月，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表示，政府目前尚无力推进大规模工程，应着眼于农业的重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水利保护需要，强调积极发展小型项目，其中包括修建数百座小型大坝用于发电。

正是大量新建小水库的存在，为人们认识到小水电的可能性提供了契机。到20世纪70年代末，小水库数量将从四万座增至逾七万座。修建水库往往会产生"无数通航闸坝"，其常见副产品便是一个"水头"（即积蓄于高处、可被引导释放的水体）。只需稍加改造、投入少量资金，这些水库中的许多都能用于发电。1954年的一本水电入门手册简明指出，其核心思路在于"让水来做功"：水磨、水碾、水车等传统装置仅能利用水的水力能量中极小的一部分，而水力发电的潜力则几乎无穷无尽——但要释放这种潜力，必须将其转化为电能。

20世纪50年代，一个县可以建设三种主要类型的小水电项目：第一种依托大坝蓄水形成水头，发电设施可设于坝顶或坝底；第二种利用径流发电，可建于渠道、灌溉水道或沟渠之上；第三种则是前两者的混合形式，兼具径流发电与大坝蓄水的特点。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三类框架已扩展为七类，新增类别包括：利用天然急流或瀑布、位于灌溉渠道之上、利用山泉，以及利用潮汐能等。

小水电建设的推广普及伴随着相应的技术普及工作。1954年那本入门手册解释道，要将水力转化为电力，需建造一个机器房，房内安装两台装置：水轮机和发电机。对这些装置的介绍采用了农村家庭一听即懂的语言与意象。例如，水轮机可以有不同类型的叶轮：有的形似牛耳朵，有的形似铁勺子，还有的像螺旋桨。至于发电机，由于需要理解磁铁在铜线圈中快速移动如何产生电流，解释起来颇费周章，通常借助一个简单实验来说明基本原理：将一根导线连接到电流计，在蹄形磁铁的两极之间移动。手册进一步说明，在水电站的情况下，移动的不是导线，而是磁铁——磁铁与水轮机相连，随着水轮机转动，磁铁便在铜线圈周围旋转，从而产生电流。

尽管有这些通俗普及，20世纪50年代小水电的推广普及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记录显示，1949年全国总装机容量仅为5兆瓦，至1957年缓慢增长至20兆瓦。次年初，全国二十六个省份和自治区共建有589个小型水电项目，总装机容量略低于30兆瓦。装机容量最多的是西南省份四川，173个项目合计容量8.4兆瓦；其次是东南省份福建，九十二个项目可供电达3.5兆瓦；另一个极端则是江苏、安徽和内蒙古等省区，各自仅有两三个项目。1958年，装机容量显著增加，新增约130兆瓦；下一年原计划再增加430兆瓦，但至1960年，总装机容量似乎仅达到251.4兆瓦。尽管如此，水电站数量已增至近九千座。

▍20世纪70年代：小水电建设的峰值十年

1969年10月，"南方山区小型水利水电座谈会"的一百五十名代表汇聚永春县时，全国水电站数量已增至18935座，总装机容量近乎增至730兆瓦。60年代期间的这一增长，很可能得益于1960年2月在浙江金华地区（永春以北）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小水电会议的推动。会后，与会者分成两组，一组赴四川，另一组前往永春，在当地考察了五天。因此，永春近十年后获选为1969年会议的举办地，并非偶然，而是因其在小水电开发方面长期积累的声誉。早在1958年，当地便已出版了一本图册和一本经验总结手册。次年，永春被誉为水电农村电气化的"先进旗手"。就连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参与其中，给予肯定与赞扬。其中最具分量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他于1969年称永春为小水电的"一面红旗"。

如前所述，1969年10月的"南方山区小型水利水电座谈会"分两个阶段进行。10月20日至31日，与会者在永春举行了"全国小水电现场会"，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通过新政策，保证小水电建设的经济收益和物质利益留归地方。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政府同意向地方工厂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如铁、铝和硅钢片等），以缓解现有供给不足，同时明确水轮机及其他必要设备的制造属于地方事务。第二阶段于11月1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主要成果包括通过一项强调"三主"方针的政策，即以小型为主、以地方自制为主、以地方群众自办为主。

在整个70年代，永春始终是推广小水电宣传运动的核心。该县的成就在《福建日报》等省级报纸、《人民日报》等全国性报纸均有报道。高潮出现在1970年：中文版《中国画报》、英文版《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等媒体，均在同年刊发了专题图片报道。永春的声名甚至远播海外，其成就先后在阿尔及利亚、加拿大、埃及、法国、罗马尼亚、叙利亚、坦桑尼亚、土耳其、阿联酋、美国和赞比亚等地展出。

1969年底于永春和北京获得官方授权后，一场大规模建设热潮随之涌现，使20世纪70年代成为小水电建设的峰值十年。估计约有1.5亿人的农闲季节（主要在冬季农闲时段）劳动力被投入包括小水电在内的各类水利保护项目。其结果是，约七万座新的水电站拔地而起。整个70年代新增装机容量达6057兆瓦，而60年代仅为543.8兆瓦，50年代则为297.7兆瓦。与项目数量的趋势相同，小水电在水电总装机容量中的份额也在70年代达到峰值，略高于43%。不出所料，新增装机容量中有相当大比例位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因为那里的山地地形天然适合水力发电。例如，在80年代初几乎完全依赖小水电满足用电需求的770个县中，近70%（563个）位于中国地势较为崎岖的东部、南部和西南部。

▍小水电的影响：基层变革

1981年，中国水利部对小水电格局作出评估，指出："充分利用中国分散的水电潜力，将小水电……与其他方式相结合，可以迅速满足分散农村地区对电能的需求，并促进农业发展。"1979年，农村用电总量已超过28太瓦时，其中三分之一由小水电供应。当时的报告宣称，小水电的迅猛发展确保了全国所有县、87%的公社、62%的生产大队和52%的生产队用上了电。这些电力被用于多种用途："在农村地区，43%用于排涝灌溉，16%用于公社和大队办企业，22%用于农副产品加工，19%用于家庭照明。"

当时及此后的评估均表明，小水电的扩张对农村电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农民能够更好地控制水的蓄存、引导和排放，在旱涝时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小水电还推动了农业机械化与电气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安徽省水利厅曾专门梳理1千瓦时电量在农村能够实现什么，将抽象的能量单位转化为农民易于理解的日常劳作：在农业生产中，1千瓦时可排涝40平方米，或脱粒粮食200斤（100公斤），或磨粮50至60斤（25至30公斤），若是稻米，则可碾米100斤；在手工业生产中，1千瓦时可织布27尺、轧钢30斤，或制造一万支香烟；此外，还可剪羊毛三百头、烧开水30公斤、榨油约15斤，或生产氮肥0.5斤。到80年代初，在总装机容量等于或大于10兆瓦的县中，超过60%的生产队将电力用于各类农业生产活动。

在许多地方，农业劳动力的释放使劳动力得以转向地方工业，后者开始形成制造农具及水泥、化肥、造纸、棉花、电石等商品的能力。小水电带来的收益进一步促进了工业活动。小水电的运营成本仅为每千瓦时2至3分，出售价格为5至6分，是农村地区最廉价的能源来源，为当地社区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尤其是在丘陵地区的县和公社，小水电是工业活动的核心支柱。1979年四川的数据显示，小水电的利润率几乎是小型火力发电的两倍。在来自国家电网的供电十分有限（108兆瓦，远低于小水电的296兆瓦）的情况下，小水电是全省农村工业至关重要的电力来源。

小水电的扩张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极端典型的案例——如永春这样的模范县——则宣称，至1979年，全县每个村庄和92%的农村家庭都用上了电，用途涵盖照明、收音机、电视机和电影放映，显著拓展了农民的受教育机会和文化生活。六千余户家庭拥有电饭锅，一万余户家庭使用电动节能炉鼓风机，两千余户家庭使用电热水壶，各类家用电器也开始得到广泛使用。体力劳动强度的降低使农民得以有更多时间从事其他活动，而电灯的普及则使人们得以在夜间读书学习。

然而，永春的数据与瓦茨拉夫·斯米尔1979年的评估形成了鲜明反差——后者认为，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家庭用电量仍极为有限，农户通常只有一两盏低瓦数（15瓦或40瓦）灯泡。可以合理判断，大多数中国农村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远接近于斯米尔的描述，而非永春所呈现的景象。尽管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电力仍属新奇事物的广大农村，即便是较为保守的评估，也足以表明这是一项值得瞩目的成就。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也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地理条件本就千差万别。此外，尽管环境考量或许并非推动小水电扩张的主要动力，但一定程度的生态效益确实有所显现——其中包括对当地森林的保护，因为在水电普及之前，薪柴是主要的炊事燃料。与此同时，目前尚无数据表明这些收益是否被水电驱动的新型工业活动所抵消——从其他资料来看，这些活动在某些地区包括建立新的小型煤矿。

就本地层面物质改善的数据可信度而言，尤其是排除永春等模范县等明显异常值之后，这些数据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分配效应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反例。例如，潘德（Rohini Pande）和迪弗洛（Esther Duflo）在研究印度大型水电大坝时发现，分配效应往往惠及距大坝较远的地区——这些地区得以可靠地获得电力、灌溉和生活用水以及水产品（鱼类等）；而大坝所在地区则出现了贫困加剧、农业生产波动加大以及气候事件脆弱性上升等问题。小水电的情形则截然不同——无论是利还是弊，都在本地范围内集中体现，呈现出另一种逻辑。

▍适应性治理、权力下放与全球领导地位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托尼·赛奇（Tony Saich）指出，中国自1949年以来治理模式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地方适应与中央指令之间的互动"。这种适应往往通过在特定工厂、工作单位和公社的边缘地带进行试验来实现——一旦试验成功，便会被推广至更大范围。在水利实施领域，最早指出中国实践具有适应性特征的是米歇尔·奥肯伯格（Michel Oksenberg）。他在博士论文中观察到："中国通过对水政策逐步或渐进的调整来应对各种压力，而且他们对复杂社会各方面压力的总体回应，并不总是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小水电的发展大体符合这一适应性治理模式——其间永春、金华等县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但同时也标志着财政、管理和技术专业能力从中央向地方的重大下放。小水电主要依靠地方资金建设，利用本地技能、本地材料和本地技术进行设计。小水电建设成本因各地条件差异悬殊而差别很大。每千瓦最低单位成本估计为600至800元人民币，规模较大但数量更少的电站最高可超过2000元人民币。中央资金通常承担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在1975年至1979年间平均为每千瓦350元人民币，主要用于购置机电设备和主要建筑材料，其余资金均由地方自行筹措。

设计和管理职责交由县和公社承担。规模较大的县和公社通常会设立专门的公司来统筹这些工作。只有当装机容量达到500千瓦及以上时，省级政府才会介入参与管理。在某些情况下，县还会将多余电量出售给邻县。例如，永春总机械厂将其生产的八百余台水力涡轮机和发电机销往邻县；随着时间推移，还开始提供维修保养服务，以至于当地农民亲切地称总机械厂的工人为"铁医生"。水利部在1981年总结道："通过实践，中国已培养出了一批涵盖规划、勘探、设计、施工、安装、运行和维护各环节的技术人才队伍。"

这种地方能力的积累，有助于我们理解改革开放的发展活力。"乡镇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爆炸式增长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正可追溯至小水电扩张所造就的广泛电力供应，以及在此过程中培育出来的管理和技术能力。至1983年，这一趋势已初现端倪——公社和县办企业在农村电力生产中的份额已超过一半（55.2%），而就在四年前，这一比例仅为16%；与此同时，排涝灌溉的用电份额则在同期从43%降至21.7%。

改革开放通常被视为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接轨（乃至融合）的时代。这一接轨的关键内容在于汲取和掌握科技与治国理政的最新理念。在经济知识层面，朱利安·格维茨（Julian Gewirtz）等学者认为，中国对外部知识热情地消化吸收；而经济史学家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等学者则认为，这种交流远为审慎和明智——中国经济学家和改革者主动向全球各种思想倾向的经济学家寻求建议，对中国经济的最佳发展路径进行深思熟虑的研判。事实上，类似的中国向全球专家群体主动学习的案例，在几乎每个知识生产领域都可以找到。

然而，小水电的发展似乎颠覆了"中国仅是全球最佳实践汲取者"这一逻辑。到20世纪80年代初，恰恰是中国人自身已成为小水电技术推广与应用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他们自信地表示"随时准备提供服务"，涵盖"从规划、勘探测量、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到整体工程——从设计到运行的全流程"。国际社会的认可于1979年底在蒙特利尔的一次国际长期能源资源会议上到来，多位水电领域演讲者专门点名赞扬中国的卓越发展。魁北克水电公司水电工程项目总监托比·吉尔希格（Toby Gilsig）观察到："中国代表着加速发展的典范。其已开发的1.2万兆瓦资源主要由500千瓦以下的地方机组构成……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将大规模水电开发作为工业化关键要素的非凡范例。"国际地热工程学会主席爱德华·韦拉赫（Edward Wehlage）则赞赏地指出："报告表明，中国已扭转了全球小水电下滑的趋势……在过去三十年间安装了八万余台水电机组，其中60%的容量低于500千瓦。"

不到一年，联合国技术合作开发部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及中国政府合作，着手筹办"中国小型水电站考察学习团"。邀请函向联合国各国常驻代表解释，此次考察将"为有小型水电开发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者提供机会，亲身了解中国利用简便技术和本地技能开发小水电方案、满足农村能源需求的经验"。考察于1981年5月22日至6月4日举行，共有来自十六个国家的十八名参与者参加。

同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合作与资金支持下，在浙江省沿海城市杭州设立了"亚太地区小水电研究培训中心"（杭州区域中心）。该中心隶属于中国水利部，旨在"推动区域与国际合作，包括小水电技术的本地化适应与开发，最终目标是鼓励技术转让，推动小水电在农村电气化和工业化中的应用"。根据该中心官网信息，截至2012年，共举办了六十三期培训班，培训了来自一百零五个国家的一千三百三十二名学员。

▍规模与发展

承认中国在小水电历史与实践中的核心地位，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发展史上的若干关键争论——其中或许最重要的莫过于"规模"问题。1973年，经济学家舒马赫（E. F. Schumacher）出版了一部论文集，提出了一种将"组织规模"视为"独立的首要问题"的经济发展愿景。舒马赫质疑持续增长的主流理念以及依赖大规模项目推进增长的惯性思维，试图重新构建一种永续发展的理想——即一种不会摧毁人类唯一无法自行生产之资源（自然界）的均衡状态。由此，他提出了四条主张，其表述方式与中国小水电逻辑的阐释不谋而合：一是工作场所应立足地方，而非依赖大都市；二是建设成本应足够低廉，以便大量兴建；三是生产方法、组织原则、材料供应、融资、销售等方面应相对简便，使技术工人或半技术工人均能操作；四是生产应依托本地材料，主要面向本地需求。舒马赫进一步主张采取区域性、次国家层面的发展路径，以及推广适用性中间技术。

尽管当时的观察者已指出舒马赫思想与中国小水电逻辑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重要差异，其中最显著的是各自不同的思想谱系。舒马赫的论述植根于战后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论争，以及集中化大规模自上而下模式与小规模分散化社区主导模式之间的发展路径之争；他又将甘地主义的人文关怀与他所称的"佛教经济学"的理念融入其中。时机也颇为关键——《小即是美》出版于1973年，恰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的那一年。

相比之下，中国对小水电的重视有着不同的起源，植根于国内关于"自力更生"的话语。正如龙扬所解释的，"自力更生"在汉语中不仅意味着依靠自身，更意味着"通过自身的力量与努力实现经济和精神成长的再生"。这一概念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在其他领域，它也产生了重要意涵。薛其玲（Sigrid Schmalzer）指出，在科技领域，自力更生强化了应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的二元对立，对前者的重视意味着脱离中央依赖、立足本地方法。正如本文所揭示，小水电的经验表明自力更生的目标并非生态可持续性，而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未来。这一点从该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意涵转变中得到印证：彼时"自力更生"已演变为"争取最终夺回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应有地位这一斗争目标的手段"。

我们当代对大坝的理解，主要来自世界大坝委员会（1997—2001年）的最终报告，而该报告几乎清一色聚焦于大型大坝。因此，小水电的生态成本（与收益）难以评估，也就不足为奇。但小型大坝理论上确实相较大型大坝具有特定优势：建设成本更低，一旦溃坝，极少造成灾难性的生命或生态损失；建设与运营的收益更有可能惠及当地社区，需要迁移的居民也更少；可在偏远地区兴建，服务于其他方式难以覆盖的人口。正如此前的讨论所示，上述诸多收益确实在中国许多地方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小水电对水文循环、地下水、土壤质量、物种消失和地方生态多样性的影响——尤其是在累积效应层面——尚有待系统性评估。托马斯·普塔克（Thomas Ptak）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呼吁开展更为全面的评估，将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批判性地分析中国这一地理、文化和生物物理条件极为多样化的国家，小水电项目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这种整体性与累积性评估的缺失并非中国独有，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2018年，生态学家蒂亚戈·科托（Thiago B. A. Couto）和朱利安·奥尔登（Julian D. Olden）指出，科学研究严重滞后于小水电的快速崛起，尽管小水电"占现有全球水电装机总量的91%"，但他们所回顾的文献中，仅有不到5%"明确以小水电为研究对象"。与此同时，过去二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个案研究不断丰富着这一领域，使任何简单化的正面或负面评价都难以成立。就中国而言，许多研究聚焦于云南省。例如，在一个案例中，沿怒江布局的三十一座小水电站的累积影响，被发现超过了四座大型水电站。另一项同样针对怒江流域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社区往往因小水电的扩张而遭受进一步的边缘化。来自中国及全球其他地区的案例研究还指出，小水电对淡水生物多样性和鱼类洄游、水土流失、当地社区获得电力的机会等方面产生了不利影响。

中国小水电的历史，对于技术创新来源的相关争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舒马赫式的中间技术，中国的小水电依托本地材料和本地技能，对传统技术进行适应性改造，并不断革新出新技术。以群众路线为思想先导，这一过程涉及针对每一种特定的气候、地形、水文、土壤条件和技能配置，设计和制造相应的成套设备。水利部自豪地表示："我们不仅拥有适合山区开发的水头高达620米的高水头设备，也拥有适用于河流和溪流、水头低至2米、大流量低水头的运行设备。"这一做法要求在问题出现时及时寻求创造性解决方案。例如，在亚热带潮湿气候地区，高湿度会降低绝缘材料的性能，引发发电机内部的腐蚀问题，为此专门研发出相应对策。至1981年，广东、浙江、福建、四川、云南和湖南等沿海及南方省份的工厂，已能生产八十五种型号的水力涡轮机和一百二十一种型号的发电机。水电设备机组总产量估计达二十万套。其中包括专为偏远山区设计的一系列特殊"微型机组"——许多此类小型、轻便、易于建设与维护的机组额定容量低至0.25千瓦。作为地方创新和自下而上工程实践的典范，小水电的历史为通常将尖端技术创新奉为圭臬的低碳替代路径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反思视角。

▍结语

小水电既没有超级大坝的魅力，也没有那种大量钢筋混凝土的壮观、精妙绝伦的设计，但在中国，小水电到20世纪80年代初所积累的集体意义已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正如本文所呈现的，重建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单纯聚焦大型大坝，可能遮蔽小水电对中国农村发展和地方政治经济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也可能掩盖小水电在全球能源史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此外，这段历史能够为全球比较视野下的规模与发展问题提供洞见，并将小水电定位为二十世纪更宏观水电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型大坝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本文所梳理的小水电历史。在近年来的大坝建设热潮中，正是全球南方国家走在了前列。21世纪初，在建大坝数量最多的五个国家全部位于亚洲。印度大约在2000年前后曾短暂超越中国，但在过去数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最积极的大坝建造者。随着其中许多企业走向全球，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陆的大坝数量急剧增加，大喜马拉雅地区如今正在迅速成为全球大坝密度最高的地区。

与此同时，包括水电在内的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长，仍持续被化石燃料基非可再生能源的增长所矮化。据预测，2021年煤炭需求的增量将超过所有可再生能源增量总和的60%，而中国——2010年已跃升为全球最大电力消费国——预计将贡献这一增量的50%。其结果是一种平行的能源政治：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与对化石燃料的大规模投资并行不悖。在此背景下，小水电在中国水电总发电量中的相对份额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鼎盛时期以来持续下降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即便进入21世纪初，小水电仍在县级及以下层面的发电装机容量中约占50%。

如今，小水电的地位与使命已被重新阐释。杭州区域中心将小水电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主要侧重于为农村家庭提供生活照明；第二阶段延续至此后二十年，以农村扶贫为优先目标；正在进行的第三阶段则以生态可持续性和拉动地方经济为核心原则。在其他地方，例如美国，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在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及其伴随的水资源风险威胁下，大坝或许仍是应对未来挑战不可或缺的手段。

面对新的气候风险，小水电在当今中国持续的广泛存在，迫切要求对其长期价值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尽管来自中国及其他地区的个案证据揭示出一个复杂交错的历史遗产，但小水电至今仍有待开展类似世界大坝委员会于二十世纪末所进行的那种全面综合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