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4岁高龄的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提出那个萦绕中国科技界近二十年的世纪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长久以来，人们将此问题归因于应试教育、学术自由不足或文化传统束缚。但若穿透表象、直抵本质，我们会发现：钱学森之问的核心，并非质疑中国人是否聪明，而是叩问——为何中国难以持续产出具有系统性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与引领性人才？

而今天，站在2025年的历史节点，我们可以坚定回答：这个问题，在现代中国，已经有了清晰、扎实且正在兑现的答案。这个答案不在口号中，而在一场由“真实需求”“产业循环”与“制度耐心”共同驱动的深层变革里。

一、过去原创难以为继，根本在于“无循环”：有突破，无产业，无再创新

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曾两次站上世界科学之巅，却都未能将辉煌转化为持续的创新动能——其症结不在智力，而在缺乏将原创转化为技术积累与经济价值的产业循环机制。

案例1：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5年）

中国科学家首次人工全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非生命手段合成生命大分子，被国际科学界誉为里程碑；

然而，彼时中国既无现代制药工业体系，也无知识产权制度，更无成果转化机制；成果止步于国家荣誉，未申请国际专利、未建立生产线、未形成药物供应能力；

到1980年代，欧美企业凭借基因工程技术推出重组人胰岛素，迅速主导全球市场；

中国错失从“化学合成”迈向“生物工程”的关键跃迁窗口，原创优势未能转化为产业主导权。

案例2：青蒿素（1972年）

屠呦呦团队从东晋古方中提取出高效抗疟成分，拯救数百万生命；

但因无GMP产能、无国际专利布局、无全球营销网络，成果被瑞士诺华、印度药企迅速产业化；

中国长期只能出口廉价青蒿原料，既未掌握定价权，也未积累新药研发的核心能力。

这两个“世界第一”共同揭示一个残酷规律：没有全产业链支撑的原创，如同种子落在水泥地上——纵有生命力，也无法生根、开花、结果，更无法孕育下一代种子。

创新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个“痛点—研发—应用—获利—再研发”的正向飞轮。

西方企业通过胰岛素、青蒿素获利后，将资金投入mRNA疫苗、AI制药等下一代技术；

而中国因无产业承接，原创止于论文与奖状，无法转化为技术积累、人才梯队与资本积累——下一次突破仍需从零开始。

二、如今全产业链催生全链条需求，原创进入“系统涌现”时代

今天的中国，已建成全球唯一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666个小类的产业体系。这意味着：

每一个技术环节都面临“必须自己搞懂、必须自主可控”的真实痛点，从而倒逼出前所未有的原创动能。

案例1：光刻胶——从“卡脖子”到“定规则”的微观突围

长期以来，高端光刻胶被日本企业垄断，其技术壁垒不仅在于纯度控制，更在于对曝光过程中分子动态、光酸扩散路径、界面相变机制的深度掌控；

2025年第四季度，局面发生根本性转变：

→ 北京大学彭海琳、侴术雷团队联合中科院化学所，全球首次利用冷冻电子显微镜（Cryo-EM），首次在近原子尺度“看见”光刻胶在曝光瞬间的构型演变，揭示分辨率极限的物理起源；

→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等在EUV光刻胶材料上实现金属氧化物基、分子玻璃基、高敏PAG体系等多技术路线并行突破；

→ 我国首个 EUV 光刻胶国家标准启动立项，标志着中国开始从“跟随标准”转向“参与乃至主导标准制定”。

南大光电、徐州博康等企业正与科研团队协同，将新机理转化为配方设计准则，加速KrF/ArF/EUV全谱系国产替代。

这不再是“仿制可用”，而是“理解—设计—标准—量产”的全链条原创——中国正以微观尺度的技术主权，撕开全球半导体材料的垄断壁垒。

案例2：高校主动走出象牙塔

清华大学与宁德时代共建电池智能设计实验室，研究生直接参与电芯仿真优化；

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要求硕士生6个月赴企业一线解决真实工程问题；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产教联合培养计划”覆盖300所高校，推动课程从“知识导向”转向“问题导向”。

当高校从“知识传授者”变为“问题发现者”，人才便不再是解题机器，而是创新源头。

三、国家与战略企业共同“养士”：让理论天才安心深耕“无人区”

过去，国家资源有限，难以支撑“十年不发论文”的基础探索。如今，中国正构建国家主导、企业协同的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体系，既解“卡脖子”，也探“无人区”。

国家层面：

国家实验室实行“五年一评、十年一考”；

“新基石研究员”计划提供5年无考核资助；

数学与基础学科专项明确支持“不以论文数量为标准”的纯理论研究。

企业层面：

华为早在2000年代就在俄罗斯设立数学研究所，一支团队提出Polar码（极化码）；

华为中国团队投入十余年工程化攻关，最终推动其成为5G控制信道国际标准，打破高通数十年垄断。

任正非坦言：“华为今天的领先，部分功劳属于那些我们‘养’了十几年、外界从未听说过的数学家。”

个体托举：

潘建伟团队20余年深耕量子通信，建成“墨子号”卫星；

张广宇团队十余年探索二维材料，2025年首次制备出室温稳定二维金属；

“北大黄金一代”数学家回流，在清华、北大组建前沿团队，不考核短期产出，只看方向前沿性。

当一个国家有能力、有意愿、有制度去“养”那些暂时看不到应用价值的探索者，“从0到1”的突破就不再是偶然，而是必然。

四、清醒前行：机制初成，文化转型仍需时间

必须承认，制度变革易，文化转型难。

许多青年学者仍受“非升即走”压力，不敢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研究；

地方高校科研评价“破四唯”尚未完全落地，“重数量、轻质量”惯性犹存；

“卷”文化虽锻造执行力，但也可能抑制批判性思维与跨界想象力。

需求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若无容忍失败、鼓励异见、尊重慢科学的创新文化，系统性原创仍将受限。

值得借鉴的是DARPA的“项目经理制”、德国弗劳恩霍夫的“应用导向基础研究”——中国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吸收全球经验基础上，探索符合超大规模国家需求的新型创新生态。

五、结语：答案不在远方，就在脚下

钱学森之问的本质，是问：我们的制度能否让最聪明的大脑，与国家最迫切的需求相遇，并让他们的创造真正扎根、生长、结果？

过去，我们有胰岛素、有青蒿素，却无循环；今天，我们既有全产业链催生的真实、迫切、规模化的需求，也有国家与战略企业共同构建的长周期支持体系，更有高校主动深入产业一线的自觉。

于是，原创不再靠运气，而靠系统；杰出人才不再靠孤星，而靠星河。

当中国人用冷冻电镜“看见”光刻胶分子运动；当华为将数学理论转化为5G国际标准；当青年学子在车间调试设备、在实验室推演方程、在乡村调研需求——

钱学森之问，便不再是问题，而是宣言：

需求在哪里，原创就在哪里；循环一旦形成，杰出人才自会涌现。

而这，就是现代中国给出的——确定无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