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霸知道：

我查了一下数据，1949 年刚刚解放时，新中国面临的吸毒问题有多严重。

真的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根据1950—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卫生部、公安系统、各大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禁烟禁毒运动中的登记、清查和反复汇总，全国吸食鸦片及其衍生毒品的人口规模，约在1500万至2000万之间，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4%。这是在接管城市、登记烟民、查封烟馆、追溯烟源后逐级上报形成的统计区间（《新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及政务院禁烟报告汇总）。

其中，云南省1949年底吸食鸦片者超过200万人，贵州省解放前夕吸食鸦片者300多万，占全省人口21.14%；昆明一市成瘾者即达5万余人，占城市人口约六分之一。新中国接手的，从来不是“少数堕落者”，而是一个已经被毒品结构性侵蚀的社会整体。

如果拉开空间分布来看，毒品问题呈现出高度清晰的结构分布。

一条是通商口岸线，上海、天津、广州、汉口。

一条是传统烟区与边疆山区，云南、贵州、四川、甘肃等地。

以上海为例，仅1949—1952年第一期禁烟禁毒战役中，全市破获烟毒案件7733起，抓获涉毒人员1.63万余人，缴获鸦片2.36万两、海洛因4900余两，公开烟馆在这一时期基本绝迹。这是一座城市被逐街逐巷清剿毒品的全过程。

在西南，毒品甚至不只是“犯罪”，而是经济与权力的中枢纽带。鸦片是货币，是税收，是军阀筹饷工具，是地方政权控制人口的技术手段。云南罂粟种植面积一度占耕地总面积三分之一，1949年产量估计达5000万两；贵州1949年种植面积达600多万亩；四川宜宾被称为“烟城”，2万余人口的城市中烟灯竟有3000余盏。“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川黔山区大量村落，烟田就是“命根子”，烟民不是边缘人，而是壮劳力主体。

甘肃作为西北种烟大省，仅1950年6月前就铲除烟苗11万余亩，1951年春再次铲除14.8万亩，才初步遏制大规模种植。

所谓“最轻微地区”，也从未做到真正无毒。东北、华北吸毒率相对较低，但仍普遍存在于失业者、旧军警、流民之中。区别只在于毒品是否成为主导结构，而非是否存在。

这么严重的毒患，旧政府难道不禁烟吗？

禁。但是自晚清以来到民国时期，所谓“禁烟”，核心只有三种模式：第一，禁一阵、松一阵，把禁毒当政治表态；第二，合法化、税收化，把鸦片当财政来源；第三，地方官、军阀、租界势力直接参与分成。

国民政府时期的“禁烟署”“禁毒条例”，文件写得极漂亮，但执行逻辑极其诚实：只要不影响财政、不冲击地方权力、不触碰租界利益，毒可以慢慢禁。

结果是什么？

是吸毒人数在 30 年内不降反升，是烟馆越禁越隐蔽，越隐蔽越暴利，是毒品彻底嵌入警察、司法、军队、地方行政系统，形成自我保护机制。

这不是治理失败，这是治理意图本身的失败。

新中国对毒品的第一判断，不是“如何管理”，而是“是否允许存在”。态度只有一句话：这是殖民遗产，是亡国结构，是必须被连根拔起的敌对体系。

所以治理方式也极其清晰：不讨论合法化，不讨论共存，不讨论渐进式优化，直接进入清零逻辑。

烟馆，封。

烟田，毁。

贩运链条，整条斩断。

吸毒者，不再被定义为“自甘堕落者”，而是被国家强制接管。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明确规定：禁止种植、制造、贩运、销售、吸食鸦片；散存毒品限期交出；吸毒者必须登记、限期戒除；违者从严治罪。

但真正决定成败的，不只是政府通令，还有人民。

禁毒第一次不再是“官府的事”，而是被彻底转化为群众自己的事情。各地迅速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肃毒委员会、清毒委员会，成员来自政府、军队、法院，也来自工会、妇联、文联和农村基层组织。谁种烟、谁贩毒、谁复吸，不再隐蔽，而是暴露在群众监督之下。

第一期战役（1950—1951），重点在于“砍结构”。

全国范围内强制铲除罂粟，查封烟馆，焚毁毒品和烟具，严惩首要毒贩。

1950年11月，贵阳万人公判大会，当众判处两名大毒贩死刑，焚毁鸦片2.3万两；

成都人民公园万人大会，判处李春藩、杨临棠死刑，焚毁鸦片5380两；

西安两次公审，焚毁烟毒1.65万余两。

到1952年初，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区共缴获毒品折合鸦片2447万余两，公开烟馆在全国范围内绝迹。

同时，禁吸戒毒同步推进。

重庆一市成立戒烟小组729个；

西安政府设立戒烟所并拨付专项经费；

1950年仅川西、重庆登记烟民3万余人，当年戒除1.3万人。

戒毒不是“自愿试验”，而是强制、集体、与劳动改造和生产恢复绑定推进。

第二期战役（1952），真正意义上的“总清算”。

1952年4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彻底肃清毒品。

7月，全国禁毒会议在北京召开，公安部统一部署；

8月至9月，全国1202个重点地区同步展开大破案、大逮捕。

结果是冷冰冰的数字：

发现制造、贩卖、运送毒品人员近37万人；

正式逮捕8万余人；

缴获毒品折合鸦片近400万两；

制贩运毒工具26万余件；

至1952年12月，已依法处理51627人。

1952年10月，《惩治毒犯条例（草案）》通过，禁毒首次获得完整法律支撑。所有处理结果，必须经群众讨论、公开宣判。死刑，不是秘密执行，而是当众宣告。

三年左右，一个盘踞中国百余年的鸦片体系，被连根拔除。

不是因为人性变了，而是因为国家和人民形成了一个零容忍的共同立场：不给毒品任何制度空间。

回过头来，再看看七十多年后的当下的西方禁毒体系。

去罪化、共存论、无罪论、减害原则、安全注射点、替代疗法，话语越来越温和，国家姿态越来越后退，但芬太尼、海洛因、合成毒品的死亡曲线却持续上扬。国家不再试图消灭毒品，而是管理后果、降低指标、延缓崩溃，默认毒品作为“社会常态”长期存在。

这不是技术路线差异，而是价值立场的倒退。

1949年后的新中国，选择了承担短期冲突、治理成本和社会震荡，换取结构性清除。

今天的西方世界，选择了承担斩杀线、流浪人口、代际塌陷与财政黑洞，也要维护“不强制”“不干预”的道德自洽。

说到底，禁毒从来不是医学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

毒品能不能被消灭，取决于国家是否站在人民一边，是否愿意为人民的生命权付出治理成本。对毒品的纵容，本质上就是对最底层人民的放弃。而真正的“人权”，不是允许毒狗沉沦，而是拒绝让人们继续被毒品毁掉。

1949年新生的中国，面对这场延续百年的毒品灾难没有回避半步，也没有给毒瘤留下任何制度性喘息空间。它选择的不是修补、不是共存、不是“循序渐进”，而是以举国动员的政治决断，正面承压、直接清除，把一个与权力、财政和生存结构深度捆绑的毒品体系，连根拔起。

这个答案从来不是某段历史的偶然成功，更不是时代红利的特殊产物。它是所有站在生死抉择关口的社会，都必须正视的一条底线逻辑。

退一步，是无尽的沉沦，向前一步，民族才有活路。

————谨以此文，献给新中国成立以来，用生命为这个国家挡住毒品的所有缉毒英烈。